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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說明          關於 Politics of the Mind :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一書，中文版書名《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並非譯者主意。第二，原作者 Iain Ferguson 為中文版特地撰寫的序言，被編輯在沒有通知作者和譯者的情況下刪去了。第三，為方便讀者瞭解，譯者對原著裡出現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心理學和批判精神醫學的人物、名詞而寫的譯註，亦被編輯刪去了。第四，編輯有改錯譯文的地方。因此，譯者在自己的部落格內一併補上。希望讀者留意。 原作者中文版序言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我很高興為《Politics of the Mind》的中譯本寫一篇簡短序言。我在2017年寫作此書，基於三個原因。首先，試圖理解在全球範圍內像流行病般出現的精神疾病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的統計，全世界約有3.5億人患有憂鬱症，令它成為世界上人們患有障礙（disability）的主要病症。我們怎樣才能瞭解這個情感痛苦的浩瀚之海？第二，我希望以批判審視的角度，並且若有需要，對過去和現在有關精神損害的一些理論提出挑戰。在本書中，我闡述了精神分析傳統以及1960和1970年代的「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優點與缺點。然而，我批評的主要焦點，集中是精神疾病的生物醫學模式。該模式斷言，精神損害（或「精神疾病」）主要是一種大腦狀況，其根源在於我們的基因或由於我們的生物化學因素，而最有效的醫療應變便是藥物，或以電痙攣療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的身體治療。探討這種「醫療模式」，顯然有助我們瞭解東、西方對精神疾病治療的宰制方式，尤其是它得到了全球製藥工業——「大製藥公司」——的支持。第三，我想探討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尤其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種痛苦情緒的流行成因，並指出可以以集體方式對其作出挑戰。  這書的中心論點是，當前精神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我們的生物化學或基因因素。相反，精神損害主要是由於我們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正如某位作家所說的那樣，「發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事情，令你發瘋」（譯註 1）。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論述的，這些「不幸事情」的發生不是隨機的。它們與貧困、不平等、無力感和工作壓力等密切相關，這些都是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下，從加利福尼亞到北京無數人的日常生活經歷。雖然我們需要更多和更好的精神健康服務，其中包括提供更多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生活的「談話療法」，但我們也需要對造成精神疾病的成因作出挑戰。正如我在最後一章所論證的，我們對於權力的理解，來自對壓迫、剝削和異化的集體反抗，其亦對我們的精神健康有所裨益，不論是為了爭取更合理工資和養老金的廣州工廠工人的鬥爭，還是香港的活躍分子爭取的民主權利，或是全球女性對數十年來女性受到的性騷擾和侵犯作出拒絕的#MeToo運動。 最後，我得承認，關於此書的中譯本，我積欠了一些人情。第一，是我的香港「進步社會工作網絡」的朋友們和同志們，特別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林致良。我生命中其中一個美好時刻是在2010年6月的香港，我的同事拉瓦萊特（Michael Lavalette）與我有幸受到邀請作為講者，出席由林安排的在一個社區中心舉行的講座，主題是「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福利」，該講座約有三十多名年輕的社會工作者和社會照護工作者參加。我不會忘記這些熱情、政治敏銳和具承擔的年輕社工和照護員。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  第二，我非常感謝宋治德願意承擔本書的翻譯工作。我只能猜想，從語言和概念上使書中論點對於中文讀者具意義和可理解的，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克服這個挑戰的客觀條件，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它們對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面對壓力和精神健康問題的客服中心、精神健康中心和社會工作部門等的工作人員的影響，可能與英國和美國的同行（希望藉本書能幫助瞭解這種體驗且提供一些辦法——個人或集體的——來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會有很大的不同。 格拉斯哥 蘇格蘭 2018年12月 譯註 1 ：來自J Dillon, L Johnstone and E Longden, “Trauma, Dissociation, Attachment and Neurosci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Severe Mental Distress” in E Speed, J Moncrieff and M Rapley (eds), De-medicalizing Misery ii, 2014, p226. Republished From: https://ma-petite-taverne.blogspot.com/2023/10/blog-post.html?fbclid=IwAR12YcTGcMZvcV_k70UFpGjsQw5sF6SigkmCEKb2ryBkNfjHc8DVfFKr_2M&m=1

【獨媒報導】以巴戰爭持續近一個月，至今超過8,000人死亡。Facebook 專頁「反戰動員 HK Anti-war Mobilization」6名成員今午（4日）到金鐘海富中心以色列領事館樓下，默站3分鐘及宣讀聲明，譴責以色列政府屠殺巴勒斯坦人，要求立即停火，並反對美國軍事介入，令以巴局勢加劇惡化。 眾成員默哀3分鐘 並宣讀反戰宣言 一眾成員下午5時半到達海富中心以色列領事館樓下，手持「以軍摧毁加沙」、「以色列空襲巴人家庭」、「Stand with Palestine」等標語，並列印截至10月27日約8,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名單，現場有數名便衣警員戒備。成員何先生先簡單講述活動目的後，眾人原地默站3分鐘，哀悼因戰爭死去的巴勒斯坦平民，最後宣讀四項反戰聲明。 何先生表示，哈馬斯向以色列進行恐怖襲擊後，以色列政府對加沙巴勒斯坦平民瘋狂空襲，已造成8,000名巴人死亡，及逾一百萬人流離失所。默哀3分鐘後，何先生宣讀四項聲明，他先指傳媒用「以巴戰爭」、「以哈戰爭」描述加沙事態，但實際上雙方力量及傷害都證明是場不對等及正規的戰爭，以色列對加沙空襲造成5,7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當中2,000名為兒童。 他續指，巴勒斯坦人遭到奉行錫安主義的以色列政府壓迫，過去17年間加沙地帶一直處於圍困狀態，人民長期生活在露天監獄中，經常被斷水斷電，出入加沙地帶必須經檢查站。何先生引述2023年國際特赦組織報告，指以色列有系統地控制巴勒斯坦人員流動、大規模奪取土地財產，今年3月更在加沙地帶噴漆除草劑破壞農地。 「反戰動員」反對帝國主義介入加劇戰爭，批評美國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指美國總統拜登甚至冀國會通過1,000億美元的撥款支援以色列等國家。他稱反戰運動正成為世界潮流，各國有聲援巴勒斯坦遊行，如倫敦有超過十萬人上街聲援，認為愈多民眾壓力，愈能迫使政府改變外交政策，向和平方向發展。 有成員指香港聲援行動有限：係有限程度盡力做 另一成員譚亮英表示，以色列政府行為屬種族清洗，指其有美國政府支持，基於人道及公義原則，認為以色列須立即停火。他指以色列除了空襲加沙地帶殺死大批平民外，亦指責他們停水、停電、停物資非常不人道，稱「可以話係戰爭罪行，整之殘忍對平民嘅做法。」 譚亮英指在香港「好老實講可以做好有限，係有限程度盡力做啦」，以呼應世界各地反對以色列政府行動，望在輿論下予以色列及美國政府壓力。他指香港只能在輿論上「做多啲嘢」，又稱得知有團體希望舉行聲援行動，惟基於某些原因而無法進行。 Republished From: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E5%9C%8B%E9%9A%9B/%E6%9C%89%E5%9C%98%E9%AB%94%E7%82%BA%E5%8A%A0%E6%B2%99%E5%96%AA%E7%94%9F%E5%B9%B3%E6%B0%91%E9%BB%98%E7%AB%99-%E4%BF%83%E4%BB%A5%E8%89%B2%E5%88%97%E6%94%BF%E5%BA%9C%E7%AB%8B%E5%8D%B3%E5%81%9C%E6%88%B0?fbclid=IwAR1he7AwzO2x5dtUb7ncDyH2Ogu2we8jrt6BAPpjPeEh8cFw7XgVW9xEB5c

攝影：梁文熙 以巴戰雲密布，哈馬斯在 10 月 7 日發動恐襲後，以色列政府出兵攻入加沙，逾百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一群港人今日（11月 4日）在金鐘海富中心以色列駐港總領事館樓下，進行默站行動，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停火。他們表示，反對哈瑪斯無差別恐襲平民，但指以色列政府系統性殖民及迫害巴勒斯坦人，是催生恐怖襲擊的主因，要求以色列政府先結束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滅絕。他們也表示，也反對美國軍事介入，認為只令以巴形勢更迅速惡化，令更多人命傷亡及滋長仇恨。 #集誌社 #圖輯 #以色衝突 #以色列駐港總領事館 #巴勒斯坦 付費訂閱支持 撐起專業報道 https://thecollectivehk.com/subscribe

就像我最後說的，這場演講令人感動，不僅是因為毓澤老師的認真準備與熱情演說，在我們眼前，呈現出鮮活的歷史重構；更因為這正是我會想要去閱讀、思考、討論以及參與的社會政治思考研究。我們需要的，並不是在概念的高空上盤旋，腳不著地的沈思，而是要在理論、概念、歷史，以及活生生的實踐軌跡之間交織進行思考，勾畫實踐的軌跡。 以往被主流歷史觀點所忽略的海地革命，其所開拓的價值與實踐路徑，應該會提醒我們的是，在所有不同的奮鬥場域及運動中，那些有名字的，以及更多沒有留下名字的，被壓迫的、反抗的、死去的、犧牲的，真正造就歷史創新路徑的具體生命。那些值得被看顧與重構的歷史片段。 轉換視角的重要性，並不是在空泛的自我與他者之間，而必然是在特定而複數的時空物質環境中，生命是怎麼活過來的。對我來說，女性主義及後人類的結盟政治理想，同樣也潛藏在具體的非主流歷史片段中，包括異質時間性的人類群體，以及另類時空感知秩序的非人類群體。

팔레스타인인 등 아랍인과 한국인이 함께하다 이재혁 · 김문성 기사입력 2023-10-11 18:42 주제: 국제, 중동·북아프리카, 제국주의 “우리의 혼과 목숨으로 가자를 지키자.” “프리 프리 팔레스타인.” “이스라엘은 가자 지구 폭격을 중단하라.” 아랍어, 영어, 한국어 구호로 연달아 터져 나오자, 인근의 직장인들, 행인들의 이목이 일제히 집중됐다. 오늘(10월 11일) 오후 12시 반에 서울 청계광장 옆 파이낸스센터 앞 계단에서 ‘이스라엘은 가자 지구 폭격을 중단하라! 이스라엘에 맞선 팔레스타인의 저항은 정당하다! 팔레스타인에 연대를! 긴급 집회와 행진’이 열렸다. 평일 낮인데도 200여 명이 참가했다. 한국인만이 아니라 한국 거주 팔레스타인인, 이집트 등 아랍계 국가 출신 사람들이 대거 참가했다. 힘찬 구호로 시작한 집회는…

提起何偉航 (Stanley)這名字，與當年一場轟動全港的碼頭工潮總是分不開。經歷風風火火之後，他卻選擇了轉職較低調的教育幹事崗位，以不同方式貢獻工運。直至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受到時代的召喚，他毅然代表工黨參選區議會，由工運路走上參政途。國安法立法後形勢急轉直下，跟眾多區議員同僚一樣，他在2021年因拒絕宣誓決定辭任並遠赴英國。 Stanley的性格就是勇於接受新挑戰，換轉是其他人，倉猝來到陌生異地，總需花時間適應安頓心情。但他到埗後第三天，偶然看到英國總工會(TUC)威爾斯分部聘請臨時職位頂替放產假同工，崗位是「政策及傳訊支援幹事」(Policy and Communication Support Officer)，便膽粗粗嘗試申請。經過筆試面試一輪選拔，順利獲得取錄，他來英後不足三星期，便正式投身英國工運。 在英國當上工會幹事，英、港兩地工運處境和組織模式大有不同，自然需要重新學習。但在香港經過工盟木人行的歷練，Stanley自言終生受用。「之前工盟的經驗，如何做培育、搞活動、與理事互動，當中的組織手法和理念，一啲最基本元素，其實係全世界通用。」 英國工會的分工很仔細，資源人手相較充裕，Stanley主力負責「公義轉型」(Just Transition)項目。簡單來說，就是因應氣候變化對就業的衝擊，工會如何保障工人權益，例如提倡創造綠色就業及提供轉業培訓等。Stanley的對口合作伙伴是每個工會指定的職場「綠色代表」(Green Reps)，每兩個月便會負責為他們舉辦教育活動，間中亦會邀請講者作分享。他試過邀請一位Cardiff大學教授前來分享，教授提出的觀點很激進，指出目前的環境問題其實都是源於資本主義制度，「聽完他講，未必有什麼即時解決辦法，但卻可擴闊工會代表的視野。」 工會活動是在工作時間內舉行，職場代表享有工會假(Facility Time)前來參加，這與香港的工友需要犧牲下班後休息、假日陪伴家人的光陰，才能參與工運，這邊的條件確是優厚得多。他慨嘆，從前在港搞工運的成果，一點一滴，得來不易，「我哋係用盡所有資源、喺最短時間內，不分晝夜拼搏，所有成果得來不易，都係由大家嘅付出和犧牲帶嚟，十分難得。」 這段時間，適逢英國罷工工潮風起雲湧，Stanley從中見識了不少外國工運較為制度化的做法，例如籌備一場罷工須經過嚴格的程序及規劃，每個工序都細緻，每個部門分工也相當嚴謹。要將工運搞得有規模，總要朝向系統化方向發展，但香港的山寨模式，亦有她獨特可愛之處。「相較嚟講，我地以往嘅行動比較機動、迅速，短時間內唔同組織好快做到回應，好能夠體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嘅精神。」人離開了，見識多了，反而愈發現香港獨特之處。 除了專注英國工會職務，Stanley亦不忘運用這崗位，支援來英後打工遇上勞資糾紛的香港手足。他曾收到不少求助個案，例如工傷、扣假、零工時合約、職業病等，他都會盡量協助轉介予不同工會的負責部門。他又曾聯同香港人地區組織，舉辦講座、交流會，幫忙邀請英國本地工會幹事解答勞工法例疑難及講解加入工會的保障。 對於移居英國的香港人，Stanley期望大家安頓好生活及工作後，可以更多思考如何融入本地公民社會及加入工會。「我哋時常希望人家多聆聽香港人嘅聲音，但好多嘢係雙方，香港人都要諗點樣支持番本地嘅運動，不要只做旁觀者。」對於Stanley來說，他的旅程不會停下來，他正於加拿大修讀勞工研究碩士課程，繼而學習加拿大工運的經驗。 但他跟自己說，終點站也不會是加拿大，終有一天，他會結束「旅居」生活，回到香港貢獻工人運動，而現在所學一切，就是為了更好地裝備自己，迎接那一天的到來。 #香港勞權監察 #HKLabourRights #香港 #何偉航

据“中国劳动通讯”统计，仅2023年上半年环卫工讨薪维权就有13起。在10年之前，环卫工的行动也相当频繁，2012年-2015年间，全国30多个城市就发生了60起环卫罢工。不过如果考虑到整体环卫工的人数，这些行动事件的数量仍然是非常稀少的。本期翻译的这篇文章通过比较温州和广州环卫行业的不同工作组织模式，试图理解为何有些环卫工常采取罢工行动，而另一些地区的环卫工倾向保持沉默。 导读 据“中国劳动通讯”统计，仅2023年上半年环卫工讨薪维权就有13起。在10年之前，环卫工的行动也相当频繁，2012年-2015年间，全国30多个城市就发生了60起环卫罢工。不过如果考虑到整体环卫工的人数，这些行动事件的数量仍然是非常稀少的。本期翻译的这篇文章通过比较温州和广州环卫行业的不同工作组织模式，试图理解为何有些环卫工常采取罢工行动，而另一些地区的环卫工倾向保持沉默。 在温州，环卫工人以家庭团队模式工作，这样的模式使得配偶一方能够更灵活地安排时间，从而从事“附属性的非正规工作”以赚取额外收入。但这一收入要求环卫工人超时工作，同时也遏制了他们对正规却剥削性的工作提出不满。与之相反，由于工作组织模式相对僵化，广州的环卫工人只能从事正规工作，他们因此对这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工作表现出了更强烈的不满，导致罢工浪潮。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环卫工、罢工 译者：Auchan 校对：焉识 目录 正文 原文：Informality and Working Conditions in China’s Sanitation Sector 作者：Hao Zhang & Eli Friedman 背景 过去的20年中，有关中国劳工问题的文献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多年来制造业在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除了少数特例，这些文献几乎都与第二产业有关。 当政府转向以城市化和国内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战略时，第三产业的劳工政治变得越来越重要。从2012年到2015年底，全国30多个城市发生了至少60起环卫工人罢工事件。自2008年以来，广州多次爆发罢工潮，广州市政府的经历体现了政府在控制激进环卫工人时有多么困难。 尽管罢工现象十分普遍，但四年内发生60次罢工意味着绝大多数环卫工人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一直保持沉默——包括温州的环卫工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动态变化，我们研究了在这些不同不满情绪背后关于工作组织形式的地方性差异。 温州和广州都是中国东南部相对发达的城市，拥有提供广泛卫生服务的物质资源。当然，广州更大、更国际化，而且其作为省会，可能更看重公共秩序和卫生。但温州有900多万人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尽管这两个城市在这些方面比较相似，但它们环卫行业的劳工关系却有显著不同。 通过对温州和广州环卫行业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我们说明了为什么温州环卫工人能够在正式工资之外创造可观的额外收入，而广州环卫工人的收入却主要局限于正式工资。 在温州，家庭团队模式的灵活性、工作中相对宽松的时间安排和劳动分工，再加上工人对清洁工具的所有权，使环卫工人能够创造可观的额外收入。这补充了他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收入，从而使得这种不可否认的剥削性就业形式更稳定。 另一方面，广州环卫工人享有更高的基本工资和更多的福利，但由于任务分配的个性化、工作安排的特殊性以及缺乏工具所有权，他们无法创造任何可观的额外收入。因此，他们只能依赖匮乏的基本工资。 我们无法完全解释导致广州罢工浪潮的各种因素，但我们说明了为什么广州环卫工人的物质条件比温州环卫工人差得多。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第一作者于2013年在温州和广州进行的深度访谈和民族志研究。作者于7月和8月在温州，11月和12月在广州。作者公开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在街头随机询问环卫工人，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进行访谈和近距离观察。在某些情况下，作者进行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访谈，或者请求访谈受访者的家庭成员或同事。访谈平均每次持续一个小时。本文收集的数据来源于67个深度访谈（广州45个，温州22个），以及与环卫工人、管理层、地方政府和工会官员进行的非正式对话。 我们收集到了广州26个家庭和温州8个家庭的数据。此外，就与非正规工作和家庭收入（本研究中最重要的变量）相关的数据（见表1和表2）而言，我们收集了广州15个家庭和温州6个家庭的数据，但我们无法向所有受访者询问每一个问题。 直接观察主要是为了了解环卫工人一天的劳动过程，以及时间和精力是如何在正式和非正规工作之间分配的。作者被允许近距离观察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时间从两天到仅几个小时不等。此外，我们还利用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和公开可获得的统计数据来补充和三重校核上述主要数据。 到2015年，温州有8000多名环卫工人，广州有45000名环卫工人。根据我们的样本，温州和广州的环卫工人在年龄、性别、迁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方面都很相似。在这两个城市，环卫工人中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因为夫妻双方都从事环卫工作的情况非常典型。在我们的样本中，广州工人大多在40岁以上，平均年龄超过45岁，而温州工人平均年长约5岁。但这两个群体都属于所谓的第一代农民工——来自内陆农村地区的前农民——通常最多受过初中教育。 注释：杨女士及其丈夫视第三份环卫工作为非正式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不像其他两份一样提供社会保险之类的工作保障。 在说明温州工人如何创造额外收入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每个城市不同的正式收入水平（并列比较见表3）。广州工人的基本报酬比当地最低工资高出10%，而温州工人的报酬仅为最低工资。广州工人每周有一天休息日和一天双薪日（周末工作），而温州工人每周工作七天，全年工作365天。除了11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外，温州工人没有加班费。广州工人还享有大多数温州工人没有的其他福利，包括环卫工人的特殊职业补贴以及较好的（但并不完美的）社会保险。到月底，这就造成了明显的差距：一名典型的广州工人可以拿到2235元（1705元基本工资加上620元周末加班费和338元特殊津贴，但要减去268元社会保险费和160元住房公积金），而在温州，大多数工人只能拿到1470元的最低工资（没有扣除任何社会保险费）。 虽然温州面积较小，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但生活成本与广州相似。由于中国缺乏官方的市级购买力平价（PPP）的数据，我们通过计算租住一套平均价格为25平方米的公寓所需的租金占月最低工资的百分比，得出了一个粗略的生活费用指标。2013年，在广州租一套这样的公寓需要花费最低月工资的66%，而在温州则为63%。第一作者在两个城市各住了两个月后发现，温州的食品价格并不低。因此，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温州工人较低的正式收入对应着显著较低的生活费用。下面我们将通过实证分析详细说明，工人在维持正式就业的同时创造额外收入的能力不同，导致这两个城市的家庭总收入水平不同。 广州的工资依赖性与个体化工作 从2000年代初开始，广州市政府开始将城市的环卫服务分包出去。环卫工作以前是国家分配的岗位，有良好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市场化之后，广州市的就业格局变得异常分化，截至2008年，约有700家公司在运营。虽然工人的物质条件参差不齐，但普遍下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工作非正式化和条件恶化的背景下，广州工人对基本工资的依赖导致了生存危机。为了说明这些动态变化，我们将详细描述一对环卫工人夫妇的日常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各工作团队的时间安排并不一致。我们发现，根据时间段（例如，一些繁华商业区的街道维护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10:30）和团队规模的不同，工作安排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例如，较大的地区有时会有三个人组成一个团队，这就导致安排模式更为复杂。无论哪种安排模式，有两个特点是一致的： 这就使他们的业余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也限制了他们兼职的能力。与我们交谈过的环卫工人中，没有人能够给出这种工作安排的合理理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证实，这是广州的主流模式。 此外，团队内部的工作量分担仅限于特殊情况。由于员工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同事关系而非家庭关系，因此，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同事需要替班，他们就必须想办法尽快偿还工时。如上述情况，邵女士需要从中午12点一直工作到晚上8:30，为了替同事顶最后一班，她上了三班和四班。她的同事答应在那周晚些时候替邵女士的一个班。 这种工作组织系统对广州的环卫工人有三个重要影响。第一，虽然工人的工作时间大约为8小时，但他们的轮班是不连续的，因此他们的业余时间被分割成几个独立的短时段。第二，与此相关的是，由于每天的轮班次数很多，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往返于家和工作地点之间，通常每天往返两次。第三，时间安排不连贯，因此工人们无法确定几周后的规律时间安排。 与温州模式相比，广州模式似乎更接近八小时工作制，但工人们仍然非常繁忙且疲惫。事实上，大多数工人的第一班工作从早上5点开始，直到晚上6点半或8点半才结束一天的工作，有的甚至更晚。在两班之间，他们忙于家务、通勤和午睡，很少有时间去赚取非正式的补充收入。以邵某和金某为例，他们在工作期间收集的可回收材料每月只能有200元左右的收入。这对夫妇所能回收的材料多少也因他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通勤而受到限制。而在温州，一对夫妇拥有一辆装满可回收材料的环卫三轮车，工作一天后，他们通常会骑车回家。即使广州的工人愿意在轮班之间挤出时间做一些非正式的工作，不断变化的时间安排也会使问题更复杂。 朱女士简明地概括了人们对这种工作安排所普遍存在的抱怨：你不能打两份工。上午很忙，下午也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些工作。比如，如果你想做家政服务（随叫随到的家庭清洁服务）或其他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像我们这样的（工作时间安排），从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半，你必须在下午4点半出门，坐半个小时的公交车，而早上我必须在9点半（出门）。你真的能做什么工作吗？以家政服务为例，你可能早上有空，但雇主不希望你那么早来，因为他们还在睡觉。你不可能做家政。我们也不能送外卖。你中午12点半下班，但外卖员在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就开始送餐，所以我们也做不了。 表1列出了15个家庭的家庭收入结构数据（至少有部分数据）。我们在广州访谈的大多数夫妇都表示额外收入为零。在我们的追问下，许多人表示从回收利用中获得了非常微薄的额外收入，但这些收入微不足道，因此他们一般不认为这是“收入”。 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工人确实有可观的额外收入，但这需要个人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欧阳女士晚上9点做完第一份工作后，会去酒吧做第二份清洁工作。她说第二份工作每天工作5.5个小时，月薪1400元。她描述了自己的一般工作日： 晚上9点下班，回家洗个澡……然后去那里（酒吧），凌晨4点回家。然后睡觉……由于街道清洁工作从上午10:30开始，我必须在上午9点起床做早餐。我需要赶时间，因为我既要做饭，还要洗衣服。（我能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住的地方离街道很近。如果我住得远，我连衣服都洗不了，早餐也要匆匆忙忙地吃。 正如欧阳女士所指出的，她能够做第二份工作的唯一原因是她的住所离工作地点很近。这在广州的街头环卫工人中并不多见，尤其是那些在租金极高的中心区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 这种兼职工作在广州非常少见——大多数有第二收入的人都必须找到灵活的方式，以挤出不多的时间。例如，吕女士的丈夫为一家小餐馆送餐，通常每天只送两小时，每小时15元。这些额外工作可以为家庭增加900元的月收入。通常情况下，从事非正规工作的环卫工人必须进行极为灵活的短期安排，包括洗碗、外卖加工工作（putting-out processing work）和随叫随到的家政服务。但是，除了一些最低限度的回收工作外，大多数人并没有从事任何非正规工作。 尽管近年来工资有了大幅增长，但工人们仍经常抱怨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艰辛，并表示工资仅够维持生计。由于工作组织方式和地点的限制，广州工人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额外收入，因此他们不断通过罢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上，15名受访者表示他们至少参加过一次罢工（有些甚至参加过两次或三次）。 一名环卫工人解释了罢工的直接动机： HZ：你的收入足够（你的家庭）生存吗？ 环卫工人：不够。孩子们需要很多钱，而我们的工资太低了。 HZ：你有没有向（管理层）建议增加工资？我听说你们罢工过？ 环卫工人：是的，我们罢工过……因为我们的工资太低，每周也没有双休，所以我们罢工了。 在一些罢工中，他们没有直接要求增加工资，而是提出了有关遣散费或年终奖金的要求。然而，每次罢工的共同点都是对报酬的普遍不满和对生计的担忧。由此可见，在广州，正规就业的环卫工的工资不足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温州的家庭团队工作与额外收入 与广州一样，温州的环卫外包导致了工作的非正式化和工作条件的恶化。与广州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包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市政府将鹿城中心区的主要干道分包给了一家名为黄河的环卫公司。这造成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温州工人的福利被侵害，导致目前比广州差得多。此外，环卫工人只能领取当地的最低工资，没有（法律规定应当享有的）周末加班费。 温州环卫行业的主要工作安排是家庭团队模式。在这种安排下，丈夫和妻子各自签订劳动合同，但作为一个团队在同一区域工作，并执行所有工作任务（从清扫、街道维护到倾倒垃圾）。夫妻俩负责一个特定的空间，每天必须完成一系列任务。因此，夫妻可以通过战略分工和参与各种非正式活动来使时间安排变得灵活，从而变现。仔细观察一对夫妇的一般工作日，就能很好地理解这种情况。 乔先生和妻子孙女士是黄河公司的环卫工人。他们负责温州最繁华商业区之一的一条主干道。他们作为一个团队在这条300米长的大道上工作，负责清扫、维护和倾倒垃圾。乔先生和孙女士每人每月工资1470元。 虽然我们只是详细介绍了一个例子，但这种正式和非正规工作相结合的情况在温州的环卫行业非常普遍。在整个中心区，丈夫主要负责正规部门的工作，辅之以妻子在关键时刻的帮助。在我们遇到的所有类似情况中，额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见表2）。 所有受访者都承认，环卫工作很累，危险又肮脏，而且工作时间长、报酬低。然而，当被问及为何在该行业内很少发生冲突时，工人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却隐约传达了一种自满情绪。这种自满最初令人困惑，但我们对张先生的采访揭示了真相。 张先生是少数单独工作的人之一，因为他的妻子在幼儿园工作。当被问及为什么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举行罢工以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时，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一起在街头工作的夫妻来说，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个人可以离开，去做别的事，从而多挣一份工资……他们并不依赖于那1470元……。即使给他们1200元，他们也不会罢工。他们不依赖工资……。例如，（有些人）为维多利亚酒店和天上人间等知名酒店收集垃圾，再加上所有回收垃圾赚的钱，他们在每家酒店每月可赚1000多元。这样算下来，总共能赚几千元。所以他们没有（抱怨）。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先生是能够证明规则的那个例外情况：他比其他工人更不满意，部分原因是，他是少数几个不属于家庭团队模式的人之一。张先生的家庭还从事一些非正规工作，如为企业收集垃圾或为小型电子配件厂投放废品（如表2所示）。然而，由于他的妻子在幼儿园做全职工作，他们都没有太多时间从事非正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妻子只有在幼儿园放暑假的时候才有时间做家务。由于没有典型的家庭团队安排，张某的家庭收入明显低于我们访谈的其他家庭。陈家和郑家是一对从额外的垃圾回收中获益的夫妇，他们为街道上的一家百货公司和一家酒店工作，每月不仅可挣得3300元，还能通过回收垃圾赚钱（见表2）。 我们并不是说温州的环卫工作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家庭收入高于广州，只是因为他们工作得更多。额外的非正规工作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有额外的收入，许多人也只能勉强度日。乔先生大部分时间工作超过16个小时，除了早上扫地的两个小时和中午吃饭时妻子陪他一起之外，他都是一个人工作。他的妻子孙女士工作时间也超过16个小时，忙忙碌碌于正规工作、非正规工作和各种形式的再生产劳动之间。他们告诉我们，两人的工作时间都是8小时标准的两倍，每年工作365天。表2中的第五个家庭，杨女士和她的丈夫，可能是这种超负荷工作最直接的例子。他们在两份工作之外又做了第三份环卫工作，总共领取三份工资，以弥补每份工作的低工资。杨女士在采访中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第三份工作，我们就没有任何积蓄。”这并非特例——张先生的女儿和其丈夫也是做三份工。 总之，相对灵活的时间安排和家庭团队模式使夫妻双方可以从事额外的工作来赚取额外收入。与广州的情况不同，温州的工人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维持生计，远远超过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对一些工人来说，拥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可以让他们从事更广泛的非正式回收活动。在温州，额外收入补贴了低得难以忍受的基本工资。 获得附属性额外收入 为什么工人在温州有大量额外收入，而在广州却没有？我们认为，不同的正式就业体系提供了获得额外收入的不同途径。温州的家庭团队模式与广州的理性化、个体化模式有三个不同特点（见表4）。 首先，温州工人拥有生产资料，包括扫帚、簸箕和运垃圾的三轮车。这使环卫工人能够从当地企业收集废料，使之成为许多家庭额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广州，清洁工具归公司所有并存放在现场，因此环卫工人既不拥有也无法使用任何垃圾运输车辆。 其次，尽管工人签的是个人劳动合同，但温州的劳动分工是以家庭为单位协商确定的，特定区域内的所有工作——清扫、维护和垃圾运输——都由夫妻二人共同完成。而在广州，人们以小组为单位工作，每个小组成员都有明确的任务分工。团队成员一般没有预先存在的社会纽带，工作量的分担和再分配也很有限。换言之，没有温州劳动过程中特有的社会资本，广州工人与同事谈判的余地较小。任务再分配在广州确实存在，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因此，广州工人在上班期间不能经常从事小贩等非正式活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工资和排班制度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温州的工资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即雇主并不直接控制工人的具体时间安排（除了规定班次的开始和结束）。只要保持一定的清洁度，雇主就不会干预劳动过程。这一点，再加上家庭内部可以协商任务分配，使得时间上有了更大的灵活性。然而，在广州，工人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时间都有严格规定。在轮班期间，工人不能长时间离开街道，因为他们的工友无法承受额外的工作量。多班制使广州街道清洁工的工作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通勤，从而失去了创造可观额外收入所必需的相对连续的时间。虽然我们并不是说温州的雇主有意识地让更多人从事非正规工作，以此作为避免冲突的策略之一，但对额外收入的更大开放性实际上起到了补贴低得令人无法忍受的基本工资的作用。 我们将温州工人的这些额外创收活动视为“附属性非正规工作”。这种附属性工作有两层含义：首先，这种收入是对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基本工资的必要补充；其次，工人的正式就业实际上为从事这种非正规工作提供了便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之所以能够收集可回收材料，是因为他们在处理垃圾。许多温州工人通过从各行各业收集垃圾赚取额外收入。 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拥有正规工作所需的工具和技能。同样重要的是，环卫工人保持对街道空间的“管辖权”，并在一定程度上灵活提供街道维护服务。企业主希望与环卫工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他们的街道得到足够的关照，他们有时会试图讨好环卫工人，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垃圾收集工作。孙女士在街上摆摊卖手机套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当然，做小贩并不一定要有清洁工的工作。然而，这项工作仍然是她正规工作的附属，因为她占据的是同一个空间，因此可以从摆摊到协助丈夫打扫卫生，无缝衔接。 这是一种非正规工作，是为了适应她的正规工作而安排的。我们并不是说附属性非正规工作意味着对某类非正规工作的垄断。虽然环卫工人在为企业回收和运送垃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以赚取收入，但他们并未必对该市场拥有控制权。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表明，家庭作为团队的模式以及相应的时间安排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使温州的环卫工人能够获得额外收入，从而使正式但受剥削的工作更稳定。在广州，环卫工人面临着管理层的严格控制和工作时间的分散，使他们无法获得大量额外收入。由于通过这样的正式工作，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广州工人多次通过直接对抗以要求更高的工资。另一方面，温州工人严重超负荷工作，但他们可以通过从事附属性非正规工作来维持生计。 我们简要提到了这两个城市工人动乱的不同程度，最后我们想探讨一下这些发现如何影响我们对罢工动态变化的理解。近年来，广州的环卫工人一直非常激进，从2008年开始，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罢工，并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掀起了强烈的全市性罢工浪潮。当然，对这种激进行为有一系列可能的解释，包括该地区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广东工人的反抗文化以及劳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 但与温州相比，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广州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创造额外收入的渠道也非常有限，以至于工人们除了直接挑战他们的雇主之外别无选择。而在温州，工人们并不指望雇主会付给他们可维持生活的工资。由于可以获得并依赖非正式的额外收入，工人更有可能将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勤劳或运气好，而不是归咎于雇主。事实上，我们的数据显示，温州工人更倾向于沉默。 虽然大多数关于中国工人政治的研究都试图解释工人为何抗议，但仔细研究那些没有抗议的工人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中，了解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安排对把握工人不满的根源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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