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與玫瑰，這個命題在當代社會的通俗論述中，指的常是單身女性的困境：到底要選擇穩固的生活，還是愛情？這樣的命題有兩個明顯的狹隘性：1.它是個人主義式的，一切在於個人的選擇；2.它是一個兩難命題，預設著麵包與玫瑰極可能是相互抵觸的。 以下，我們就經由九十年前一場紡織女工的大罷工，看看經由勞工階級的集體行動下，麵包與玫瑰的開闊意義，與它所代表的進步工運傳統。 【勞倫斯：1912】 1912年1月11日，美國東北部麻州的勞倫斯（Lawrence）這個地方，先前州政府通過一項法案，把週最高工時降低為54小時、同時不得減薪，這天是新制實施後第一個發薪日，但是在紡織廠工作的波蘭及義大利移民女工發現薪水減少了，騷動開始發生，不久之後，工人們了解這是全市紡織廠主的聯合減薪行為，紛紛停止工作、走出工廠，到了第三天，約有二萬五工人走上街頭，她們提出的訴求是：加薪15﹪、週54工時、廢除獎金制度（應該是回歸固定工資的意思）、加班費加倍給付、禁止秋後算帳等。 這原先是一場自發性的野貓罷工。本地所有的紡織廠估計共有三萬至三萬五工人，IWW本地分會會員不過三百，AFL旗下的紡織工會在本地亦只有會員二千五。不過罷工發生後IWW很快調來組織者協助這次抗爭，一開始時是Joseph Ettor與Arturo Giovannitti，運用的策略包括移動的罷工糾察線（避免違法爭議）及小孩的安置：把小孩暫時送至附近大都市如紐約及費城等，由罷工的同情者照顧，減輕罷工家庭的負擔。因為當地資本家勢力運用警方介入，抗爭期間常常充滿暴力衝突，一個AFL旗下的紡織工會幹部看到那些場面後說：「這哪叫罷工，根本是革命！」（This is a revolution, not a strike!）這個AFL的工會幹部想必是保守的土生男性白人，但也可見衝突激烈的一般。後來有一位女工因警察的攻擊死亡，警方反而把罪名怪到IWW頭上，Ettor與Giovannitti被捕，接手的是Elizabeth Gurley Flynn 及Big Bill Haywood。 移民勞工的勞動條件往往是最低下的，一位到現場去觀察的作家說，看過那裡的生活條件以後，實在不難了解為何工人要罷工，但剛開始時大家恐怕也都沒想到罷工能維持下去，因為當地工人的經濟狀況非常糟。2月24日，一個事件的轉捩點出現，警察在當地火車站攔截要送到其他地方安置的小孩，還毆打婦女及小孩，這件事成了全國性新聞，連國會都要開聽證會調查。資方接到來自各方的壓力，3月12日，最大的一家紡織廠接受了大部分的訴求；到了4月，其影響是整個新英格蘭地區有二十七萬五千紡織工得到加薪。9月27日，一萬工人上街抗議IWW的組織者被捕，11月25日，Ettor與Giovannitti獲釋。 【麵包與玫瑰，兩者皆要】 勞倫斯經驗並非沒有缺點，事件過後，工人參加工會的比例並沒增加，事實上，當時領導工人的本地領袖後來還上了黑名單，無法繼續在當地找到工作，但是，此次罷工仍然是當時美國進步工運的一次重大勝利。還包括這次事件遺留下來的精神傳承與文化意義：罷工期間，女工們在遊行布條上寫著：”We want bread and ro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