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显示了习近平和张有霞关系的破裂。 中国马克思主义 一场严重的危机在中国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最顶层爆发，该政权由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CCP）领导。2026年1月25日 ，习近平宣布撤销中央军事委员会（CMC）副主席张又侠和刘振立的职务，指控其严重违纪。至此，中央军委仅剩下两名成员：主席习近平和副主席张升民。共产党的官方媒体刊登了张又侠和刘振立的被捕的报道后，立即引发了军队内部的震动，但直接隶属于军队的媒体并没有进行任何表态，而是在舆论上史无前例地保持了长达72小时的沉默，同时高级军官们都消极对待甚至无视习近平颁布的最新命令，集体表达了军队严肃且全面反抗习近平的意愿。 中国独裁政权的危机是全球所有独裁政权危机的一部分，正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古巴的资本主义独裁一样，这些政权因受到人民的唾弃和排斥而陷入危机。在中国，由于仍然强大的军事、警察暴力和过于严格的信息管控，导致明面上看不到任何统治危机，但统治阶级内部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支持习近平极端高压的独裁模式，中国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将因为过度积累社会矛盾而在数年内彻底崩溃。于是，在1月29日，驻扎在各个战区的军队开始大规模地在北京城外集结，这表明了统治阶级中反对习近平的力量开始采取军事手段，试图通过”剔除”习近平来捍卫各自的政治地位与既得利益。目前，北京周边已经形成了驻扎在郊区的围城部队与负责守卫首都的部队相对峙的局面。中国目前的局势反映了该政治体制最高层爆发的尖锐危机。 军方高层清洗及其风险 虽然习近平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等多重罪名扣押了张又侠，但在过去，两人都属于”太子党派系”，并建立了合作与信任关系。 张又侠一直是习近平在军队中的核心支柱和政治上的最大依靠，曾坚定支持习近平在2015-2017年进行军事改革，也是习近平排除反对力量，修改宪法达成无限连任的最大保障。军改完成后，中央军委明确将全军现役总人数定为200万人，其中包括不足100万人的陆军、约29万人的海军、约40万人的空军、约10万人的火箭军及其他部队。这一规模自2017年以来保持稳定，是不包括武警和预备役在内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正规军。 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受到华尔街的全面控制，经由最新的资本积累形式，中国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资本的亚宗主国（sub-metrópoli）。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次中心，中国加强了美元的全球垄断地位，并保证了极高的剥削率，因此，并不存在迫使中国政府维持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的侵略者，军队主要是为了镇压全国性的工人暴动而存在的。而要保证军队的镇压能力，必须由拥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来管理，没有指挥经验的习近平不得不与曾参加过对越战争的张又侠达成协议来间接控制军队。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张又侠曾是习近平的盟友，但他从未真正成为其下属，两者的冲突源于他对习近平推行无限期连任后还要指定继承人的野心感到不满，导火索则是”台湾问题”上是否诉诸武力的意见分歧。由于习近平需要政治功绩来巩固其统治合法性，就像布什政府曾成功利用”911事件”来排除他们的政治对手那样，习近平迫切希望通过控制台湾来完成对他个人的神话，以求彻底打击党内反对派，因此在对待”台湾统一”的具体方式上急切地倾向于使用武力。而张又侠则从军事战役的极大难度、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方面，尝试说服习近平采取谈判等和平措施，这就构成了对习近平的反对意见。对于一位极度自负的独裁者而言，任何反对意见都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张又侠的权威、地位、实际权力都对习近平构成了挑战，因此，逮捕张又侠就是习近平抹除党内不稳定因素的必要措施。 涉及到独裁政权各派系之间的激烈对抗 自张又侠和刘振立下落不明后，部队的调动就显示出一场危机，由于习近平盲目地扩大其在军队内部的影响力，他决定继续调查并惩处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内部的高级官员，导致了中国军队与北京之间产生直接冲突，这表现为北京的行政官僚无法与该国各军区的军事官僚达成协议。这是资本主义独裁政权内部两个派系之间的斗争，其中并不存在任何进步力量，因为这两个派系都是深度腐败且亲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部门，与大企业和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50万人将军队视为工作来源，这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00万现役人员中，有23%是文职人员，他们为了更稳定的社会保障而在军队中谋职。解放军腐败的基础在于军队可支配的资金规模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由国家预算和军工企业收入组成。然而，在2017年的军队改革完成后，军队管理趋于混乱，腐败依旧严重，且缺乏实战经验。其中大部分具备战斗能力的装备仍是前苏联的遗产，而自主研发的新型武器并不适合在正面战场进行持久、高强度的使用。至于职业士兵，大多由独立意识强、忠诚度低的年轻人组成；由此可说，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可能还不如越南。 中共文职官员的腐败范围广泛并影响着国民经济，而军队的腐败则与军事预算，特别是军事装备采购挂钩。从历史上看，例如邓小平时代，为了换取政治忠诚，军队被允许进行走私，直到1998年远华案揭露了人民解放军的石油走私行为。远华案涉及数百万吨成品油和数十亿的偷税漏税，引发了公众的巨大关注和大规模的贪腐投诉，这促使江泽民强制要求军队与商业脱钩。 自江泽民因远华案丑闻爆发而采取措施以来，文职官员与军官之间的利益界限被明确界定，导致军官不再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像张又侠这样对习近平的独裁以及将党最高领导人职位转变为”世袭制”感到不满的高层将领，曾公开对抗习近平，但在政治斗争中暂时落败，被习近平的安全部队拘留，目前处境不明。 海南金融中心的真实情况 除了最近爆发的军事冲突，隶属于习近平派系的政府官僚也丧失了对习近平的信心。最近，中国共产党宣布在海南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然而，实际上，这个中心更多是作为党内精英的洗钱工具，而非真正的全球中心。由于其地理位置远离主要贸易路线和时区，无法与香港或新加坡竞争。在封关运作模式下，跨境资金转移变得更加便利，例如支持投融资的 EF 账户。首月的交易数据揭示了复出口的假象：几乎所有业务都是国内内部循环，在实践中充当了精英阶层资产外逃的通道。 据爱德华·斯诺登泄露的消息，中国官员在海外的存款高达4.8万亿元人民币，占贪腐总资产的三分之一。随着资本主义中国危机的加深，资本外逃现象愈发严重。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5%，这在当地被视为接近衰退，远低于十年前14%至12%的历史增长水平。贫富差距剧烈扩大，迫使独裁政权不得不加强超过408万亿的社会融资以刺激消费。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经济陷入通缩，尽管政权实施了强力的经济救助，但消费和购买力的崩溃依然导致了这一局面。 但现在经济增长停滞，救助措施未能使其摆脱困境，这无疑构成了政权危机的背景。目前，习近平为了挽回崩溃的统治基础，正在和那些利益不统一的官僚集团进行殊死挣扎。我们的人民正观察着权力最高层发生的内斗，与此同时，对独裁统治所造成的灾难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积聚。 毫无疑问，现在的任务是将中国革命者重新团结在马克思主义和彭述之所推动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周围，而不是团结在导致了亲资本主义及华尔街财团独裁统治的毛主义修正主义周围。与此同时，民众的不满和危机迫使习近平选择铲除一切形式的反对派和异见人士，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剧政权的危机。马克思主义者谴责这场独裁政权的危机是一场亿万富翁之间的争斗，我们必须利用其危机，推动一切旨在终结习近平和中共资本主义独裁的运动，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工农政府，终结这个腐败的亿万富翁资本主义寡头集团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