소피 스콰이어 번역 김준효 468호 기사입력 2023-07-18 14:32 주제: 국제, 북미 노조가 AI를 이용한 임금 삭감 시도에 맞서고 있다. 미국의 세계적 스타 배우들이 레드 카펫이 아닌…
View More 파업에 나선 할리우드 배우·작가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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경찰의 인종차별적 살인에 항의해서 7월 8일 파리에서 2000여 명이 모였다. 경찰의 집회 불허에도 불구하고 모인 것이었다. 또한 마르세유, 낭트, 스트라스브루 등 30여 개 도시에서도 경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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이정구 부산대학교 중국연구소 객원연구원, 중국 경제 전공자 466호 기사입력 2023-06-28 19:13 주제: 국제, 중국, 역사, 혁명과 혁명가, 투쟁 이 글은 6월 28일에 같은 제목으로 열린 노동자연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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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3日 最後更新: 2019年1月8日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被趕出中國,但政治權力卻落入了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手中 文森特-科洛,中國勞工論壇 主辦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週年慶祝活動的正是這個極為不安的共產黨(CCP)政權。這個政權越來越依賴於奧林匹克似的華麗慶典來顯示對自己的支持,儘管幾十年來超記錄的經濟增長,但該政權目前面對的是山洪般的來自工人、農民和年輕人的不滿。 領導中共取得政權的毛澤東被視為”國父”,然而當前官方觀點認為毛的政策是”極左”的並且需要後繼者鄧小平始於1978年的親市場經濟的變革。為了瞭解真實的中國革命的歷史,我們必須從他處著眼。 中國共產黨不是在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下取得政權的。它帶有斯大林主義的色彩和方法,一開始它尋求的是相對有限的議程,即建立一個仍然保留資本主義經濟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不過雖然如此,它依然不得不順應當時世界歷史上出現的一個強大的革命潮流,正是這個二戰後興起的國際框架下的群眾性的革命熱情推動毛政權推進根本性的變化,該變化不限於中國而且是波及世界的大變化。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被稱為”東亞病夫”–甚至按當時亞洲標準,也是貧困的。中國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1949年時為4.75億),可是近半個世紀裡,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失敗的國家”。從1911年至1949年,中國處在軍閥混戰的四分五裂下,其時的中央政府腐敗不堪,還遭受外國列強的欺凌。結束屈辱的外國管理的海關和駐紮在中國土壤上的帝國主義的軍隊是革命的許多實際成果之一。毛澤東政權還推行了世界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土地革命–沒有俄羅斯那樣的大但涉及到比俄羅斯農民多四倍的人口。 革命性的變革 正如歷史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莫裡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指出的,”這一土地革命消滅了作為社會階級的中國士紳地主,從而最終消除了世界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統治階級,該階級長期來一直是中國復興和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1950年,毛澤東的政府頒布了婚姻法,禁止包辦婚姻、納妾,重婚,並使得男女的離婚更容易。這是在婚姻和家庭關係領域中政府曾經嘗試過的最具戲劇性的革新之一。 中共上台的時候,中國五分之四的人口是文盲。1976年毛澤東過世時減到不足百分之十。看看它49年前的落後狀況,1949年前整個中國只有83個公共圖書館和8萬張病床。到1975年有1,250個圖書館和160萬張病床。 平均預期壽命,1949年只有35歲,在同一時間跨度裡提高到65歲。公共醫療和教育領域的創新以及文字書寫的改革(推行簡化字),以及後來涵蓋大多數村莊的『赤腳醫生’改善了農村貧困人口的狀況。在當時比現在貧窮得多的中國取得的這些成就是對現在作為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結果的醫療和教育危機的控訴。 廢除封建主義是中國走上現代工業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然而在毛澤東的政權的初期,仍希望聯合資產階級,把重要的經濟部門留在私人手中,到50年代中期,不得不將政策推行到到底,剝奪”愛國資本家”並且把他們納入以蘇聯的官僚計劃體系為模式的國家計劃下。相對於一個真正的工人的民主制度,毛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的計劃是一個相當生硬的手段,但仍然比虛弱和腐敗的資本主義制度要強得多。 鑒於中國經濟起步階段的薄弱的經濟基礎,在中國的計劃經濟階段所取得的工業化真是驚人。從1952年到1978年,工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0%上升至35%(經合組織觀察員1999年)。這是有史以來工業化發展最迅速的記錄之一,超過1801年至1841年的英國(工業革命),也超過1882年至1927年的日本(明治維新後工業化進程)。在此期間中國發展出了製造飛機、核能、船舶、汽車和重型機械行業。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200%,而人均收入增80%。正如邁斯納無可辯駁地說的:”正是毛澤東時期為中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的。沒有它,毛澤東後來的改革者將無處著手。”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兩次偉大的革命,俄羅斯(1917年)和中國(1949年),比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事件更多的塑造了我們生活的世界。兩次革命都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完全不能解決人類的根本問題的結果。兩者都是史詩般群眾性運動,而不是許多資產階級政治家和歷史學家聲稱的軍事政變。話雖如此,這兩個革命有著根本的區別,決定性的差別。 史太林主義 毛澤東建立的社會制度是斯大林主義制度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歐洲和其他地方革命運動的失敗導致俄羅斯革命孤立起來,這使得斯大林統治下的保守的官僚機構的興起,該官僚機構依賴於國有經濟,這樣的國有經濟給他們帶來了權力和特權。所有的工人民主的要素–由民選代表來管理和控制以及廢除官僚特權–都被遏制。 然而,正如托洛茨基解釋說的,計劃經濟需要工人民主控制就像人體需要氧氣,沒有這一點,在一個官僚獨裁的國家政權下,計劃經濟的潛力將喪失,並正如20年前已證明的那樣最終整個大廈將傾覆。 1949年中共一開始取得政權時就選擇了這種斯大林模式,然而這遠遠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是現存的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是大眾可得到的顯著的成果,對世界政治產生了極大的激進的影響。中國和俄羅斯借助國有經濟,起到了迫使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特別是在歐洲和亞洲,做出讓步。中國的革命增強了對歐洲帝國主義者離開南半球殖民地的壓力。中國革命也迫使美國帝國主義幫助日本、台灣、香港和韓國的迅速工業化並利用這些國家或地區作為抵制革命擴張的緩衝帶,害怕它們會效仿中國的革命。正如馬克思所解釋說的,改良往往是革命的副產品。這種情況就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控制範圍下的亞洲軍政權不得不進行的土地改革和消滅封建主義。這也是上世紀50年代起亞洲資本主義快速增長之源。 俄羅斯和中國的革命都是由群眾性共產黨領導的,但是在綱領、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其階級基礎上,它們有著根本的不同–這種不同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她的異變歪曲的斯大林主義贗品之間的不同。1917俄國革命在性質上是無產階級的–具有決定性的重要因素。這賦予了她政治上的獨立性和歷史性勇氣來開闢史無前例的開創性之路。革命的領導者,首先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是國際主義者並視他們領導的這場革命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引領。 而與此相反,大多數中共領導者實際上是民族主義者,只不過在這上面塗上一些薄薄的國際主義的色彩而已。這是與中國革命的農民階級基礎相適應的,列寧評論說農民是所有階級中最缺乏國際性的階級,他們的生活浸透著狹隘眼光,他們的生活狀況是分散的和隔離的,甚至在多數情況下他們難以形成民族整體的眼光。列寧在1917年10月25日建立蘇維埃政權時的講話以”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結語而毛澤東在1949年10月1日建國時甚至沒有提到工人階級,而是著重強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甚至涉及”海外僑胞和其他愛國主義因素”。 中國革命在性質上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群眾性工會和選出的工人委員會的,而後者是俄國革命的發動力,關鍵是在俄國革命中存在一個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工人政黨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者)而在中國是基於農民的人民解放軍(PLA)奪取政權的。在中國,工人階級沒有發揮作用,甚至接受命令不要進行罷工和示威而坐等人民解放軍佔領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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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罗・穆斯托是国际知名的马克思学学家,他一直致力于基于MEGA²对马克思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他的作品《卡尔・马克思的晚年岁月:一本知识分子传记》(2016年发行第一版)一经出版就获得各方好评,并多次再版和翻译成多国语言。在这本著作中,穆斯托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以及对他思想的研究在今天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动力。1998年重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批判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²)对于全面重新评价马克思的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部作品中穆斯托通过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晚年马克思本(1881-1883年)的生活经历和著述进行分析,这部分著述在至今已经出版的MEGA²中还未出现。穆斯托试图通过研究马克思已发表的那几年的作品中所的内容,还要研究他未完成的手稿中所包含的问题和疑问,从而挖掘马克思晚年思想及其特征,试图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充分的空间来思考今天的热点问题,同时也为MEGA²中尚未出版1881-1883的内容填补空白,进一步引发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了解和研究热情。 Republished From: https://marcellomusto.org/book/%E9%A9%AC%E5%85%8B%E6%80%9D%E7%9A%84%E6%99%9A%E5%B9%B4%E5%B2%81%E6%9C%88/?fbclid=IwAR0XgxabxrGURPUHX_hqtX17TLYNBWWTH1KboBMzhZ5rQUcsAw2OpH0M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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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炮兵团志愿兵 译;素侠云雪 校 当我们向6月16日去世的97岁的唐·埃斯特班告别之时,我们所承诺的不仅是要捍卫位于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馆的工作的连续性,而且是要继续他一生所坚持的事业:保护并传播其外祖父的革命政治遗产。 6月16日星期五,列夫·托洛茨基的外孙唐·埃斯特班·沃尔科夫在墨西哥去世。他是托洛茨基最后几年的工作和他遭到暗杀的经历的最后一个活着的见证者:1940年8月21日,斯大林委派的特工拉蒙·梅卡德(Ramon Mercader)在这位流亡的俄国革命家位于科约阿坎的家中实施了残暴的暗杀。1990年,唐·埃斯特班主持将该建筑改造为列夫·托洛茨基的故居博物馆。 随着他的去世,20世纪左翼斗争史上一个异常重要的时代终结了,因为唐·埃斯特班不仅仅是托洛茨基在世的最后的亲人。他也是托洛茨基的斗争遗产的自觉的守护者,是托洛茨基的亲人和苏联左翼反对派同胞们的理论贡献和政治抵抗的最后的守护者。因此,他的生命尤其重要,他的声音尤其重要——在他回忆斯大林对1917年前后整整一代革命者的清洗和迫害时,在他保存历史文献、物品和家庭记忆的不懈努力中,在驳斥有关托洛茨基(尤其在托洛茨基逝世后)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数十年来面临的各种污蔑的斗争中。 沃尔科夫1926年出生于乌克兰雅尔塔,是季娜伊达·沃尔科娃(Zinaida Volkova)的儿子——她出生于布隆斯坦,是托洛茨基与他的革命伙伴和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斯卡娅(Aleksandra Sokolovskaya)的第一个女儿,(托洛茨基和亚历山大后有第二个女儿尼娜)。唐·埃斯特班的家庭昵称是“谢瓦”(Sieva),他的生活始终被那些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他的童年所影响。 埃斯特班的父亲普拉顿·伊万诺维奇·沃尔科夫(1898—1936)(Platon Ivanovich Volkov)是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在斯大林手下两次被捕(1928年和1935年),1936年在大清洗中在古拉格集中营里失踪。季娜伊达也是一名反对派战士,她设法离开了苏联,去到土耳其的普林基波(Prinkipo)探望她的父亲,那里是托洛茨基第一次流亡的地方。然而,斯大林的政权阻止她重新返回苏联,而她把女儿留在了那里。1933年1月,在希特勒上台前,伊娜伊达在柏林自杀,留下她七岁的儿子成为孤儿。在维也纳的一所寄宿学校短暂学习后,小埃斯特班被列夫·谢多夫(Leon Sedov)带到了巴黎,他是托洛茨基和他第二任妻子娜塔利娅·谢多娃的两个孩子之一,也是后来托洛茨基主义的领导者之一。在1938年谢多夫被“格别乌”(GPU,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的克格勃)杀害后,他外祖父的朋友最终设法将“谢瓦”带到了墨西哥,在那里他成为了后来的埃斯特班。 他13岁时,亲眼目睹了1940年5月斯大林的特工对他外祖父的暗杀企图(这一次是用枪支),同年8月,当他刚从学校回家时,托洛茨基被谋杀了。据朋友、家人和几十年来听他谈起这些事情的每一个人说,唐·埃斯特班每次在讲述这些日子时总是会被那些记忆所感动。 这个俄罗斯男孩后来在墨西哥长大,学习化学工程,是制造第一批避孕药的人之一。他结婚并育有三个女儿。1988年,他从当时的苏联获得签证,访问了昔日的祖国。他找到了妹妹,她在20世纪20年代不幸与母亲分离,相见时她已经是个身患重病的女人,且只会说俄语——埃斯特班已经忘记了这门语言。因而这对兄妹重逢时需要一个翻译,这是托洛茨基在敦促年轻的埃斯特班继续学习俄语时曾经担心过的一种情况。 尽管发生了这些悲剧,或者准确地说,正是由于童年的创伤与他从家庭生活中汲取的教训合在一起,使得唐·埃斯特班成为那些领导1917年俄国革命的人的思想的不懈捍卫者,是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共同敌人。他通过创建现在的“庇护权研究所——列夫·托洛茨基故居博物馆”表明了这样一点,他一直指导该博物馆的建设,直到超过90岁。庇护权和公共自由研究所的创建也是为了帮助其他像托洛茨基一样在墨西哥寻求庇护的政治异见人士,该所在1996年与博物馆合并。 在那里,在科约阿坎,唐·埃斯特班做了数百场讲座。他从未完全隶属于政治,但通过保护和捍卫家族遗产的工作,他与所有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流派合作。1988年,他参加了由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组织的有3000人参加的第四国际50周年的纪念活动。 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他是那样一个空间的灵魂。“如果没有他的动力和性格,博物馆将无法完成其使命,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机构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关于唐·埃斯特班去世的声明中说。“他的去世将留下一个深深的空白,很难填补”。 对埃斯特班的家属、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第四国际及其战士来说,我们知道,唐·埃斯特班在科约阿坎的工作是不可替代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他的工作,以及他所致力于捍卫和传播的遗产,仍然富有活力:在地球上受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反对巨型企业和资产阶级政府的独立斗争中;在建立捍卫工人的阶级政治独立的政党和组织的不懈斗争中;在为人类所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威胁而(重新)建构社会主义战略的民主精神、博爱思想和理论成就的斗争中——一个基于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和自主性的战略,他的事业将永垂不朽! 埃斯特班活在我们活生生的斗争之中! Republish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g1OTg0OQ%3D%3D&mid=2247484711&idx=1&sn=5d65f6fb472e5a1511194767e13a940a&chksm=9f781101a80f9817371e81152ec7beb20d3e84758a664084f8f622fc6b61523a819c56b84508&scene=132&fbclid=IwAR1pMqwuIjojzidxBXQj-CxrSEGbcbo08FVBoLpZRIhvTUX1U_vTCJ2TAtc#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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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交換生的自述 六月四日,星期日,我到了維園燃點了一枝爉燭。在波蘭,這是我們悼念亡者的方式。我們就是這樣為那些死者及不能發聲的生者祈禱。在這裡作交流生期間,從朋友得知,香港過去亦有這個相似的傳統。 在我的家鄉,燭光是有著特殊的象徵意義。祈禱時點起燭光,是悼念亡者的一種傳統和表示尊重的方式。我們相信,縱然只是一點燭光,也能為黑夜中的人帶來亮光。星期日,維園的夜晚很黑很暗,有人能夠前往哪裡點燃一枝蠟燭,有著精神上的重要意義。在波蘭,當我們為死者祈禱,我們就是以此方式表示:「你們沒有被遺忘!」這當中沒有什麼政治理由。 在我的成長中,從未害怕說出心中所想。即使在今天,如我在波蘭這樣做,不會有人認為有問題。我知道很多香港人過去都是如此。我們相似之處也不止於此。巧合地,六月四日這一天,對於波蘭人也是有著重要意義。每年六月四日,我們都會慶祝團結工會在現代波蘭首次自由選舉中獲得勝利。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日子。傷感地,波蘭人也見證了北京如何在一九八九年這同一天,走上了不同道路。 當進入維園時,我其實是驚的,真的很驚。我想到自己可能會被捕,甚或遞解出境。但如果是這樣,我應該在24小時內便乘上飛機平安回家。這是值得去冒的險。我的香港朋友就不會有此相同的「厚待」。說到底,作為一名交換生,我損失的不是什麼,但這行動卻來得很重要。我想去表達交換生是明白香港人的處境。我們知道的。雖然我們是外國人,但沒有對香港人的抗爭置身事外。我當時想,因為我是交換生,將蠟燭藏於麥當勞帽子裡,或許會是唯一一個能夠進入維園點起燭光的人。 對我而言,有人可以做這件事很是重要。縱然只是一點亮光,我們相信,也可為需要祝禱的人照亮黑暗。這對於多年來飽受歷史折騰的波蘭人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價值。我在中文大學的朋友告知,這亦是很多香港人內心非常珍視的價值。我自己將會繼續以家鄉親切之情祈禱。一點微小的亮光,即使只是象徵地保留在我的內心,也能照遍黑暗。我的思緒會繼續和香港人在一起。 此文翻譯自2023年6月7日刊於 Hong Kong Free Press的英文文章,原文名稱[why I lit a candle]。 原文連結:https://hongkongfp.com/2023/06/06/why-i-lit-a-candle/?fbclid=IwAR0AmUnsTrYg26nd4g284Hoz_NWj6-1bPE22iLaV5g9BX-QIp0Gm_pFCzNM_aem_th_AYZIDBNeF5Rlk8AoMtdPVskEZ3fTo7HelqEUg-08K68RyHmSumvd2bB3AF6IUw1KP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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瓠樽 瞻彼淇奥,緑竹猗猗。 ——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ΟΚΔΕ Σπάρτακος)大选声明 新民主党(ΝΔ)政府,第一个“后备忘录”政府,正在完成其任期,其他任何灾难都无法与备忘录政府相提并论。坦皮(Τέμπη)的罪行[1]揭示了过去十年中,以牺牲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为代价来拯救资本危机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攻击仍在继续…… 现政府与以往历届政府一样,自始至终都代表资产阶级实施紧急计划,攻击生活水平、工作和民主权利、工人的成就等:如实施紧缩政策、对大众消费征收重税、私有化和拆除社会保障、工作弹性化(废除五天八小时工作制)、限制罢工权的新措施、工会的电子备案。公共服务及卫生和教育等关键部门正被自由市场之风席卷:管理权的加强和对公共部门员工、教师、医护人员的评估与纪律管控。 持续在物质和制度上武装镇压机制,并大力限制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掩盖和释放罪犯,不起诉各种“贵族”,与之相伴的是令人窒息地监视和镇压被压迫者:驱赶占领住房者、取消大学庇护、大流行期间的宵禁、限制和禁止示威、大学警察[2]等。 更为致命的是攻击难民和移民:剥夺他们人的地位̇,违反每一个人权概念,更多的栅栏、边防军、海上巡逻、军队、警察、外国人海上“志愿”遣返、绑架和驱逐出境、监禁在“封闭的”“住宿中心”,解散援助机构等。 同时,在阶级谱系的另一端,雇主、运河所有者、船东、“投资者”和基金享有政府最主要的爱护和关怀:“自由”拍卖财产和掠夺公共资金;占有一切——保险、船厂、港口、码头、机场、医院、学校、博物馆、水。减少雇主应缴的社会保险费的“自由”:减少对资本和大企业的直接税。在大流行期间,政府直接把几百亿的公共资金补贴给了大资本。 ……和战争游戏! 巨额资金被用于帝国主义资本的武器工业。美国驻希腊军事基地的使用期被无限期延长,还设立了新的基地和港口。反土耳其的言论和民族主义的毒液是希腊资本的侵略性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内在表现,是为了大力宣传获取专属经济区和海洋能源及海底数据传输线的新伟大构想。因土耳其资产阶级出于同样的原因,同样声称在这些地区拥有主权,为了在与土耳其资产阶级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并获得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青睐,希腊国家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羽翼下与以色列这个种族主义国家结盟。希腊资本家在爱琴海、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的主张与工人和被压迫者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相反,他们以“国家利益”——即强国利益为名,危及工人和被压迫者的生命,对国内社会和平进行讹诈。希腊卷入乌克兰战争已经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地球的新常态 21世纪头几十年的特点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那些维持社会运转的劳动者的利益代价,普遍进行了有利于少数资本家利益的财富再分配,与之相伴的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扩张。世界各地都在有意实施加剧不平等的政策。能源巨头们神话般的利润被戏称为“天价”。但是,政府粗俗的政策却使数十亿美元从工人的工资转移到了公司的公文包和股东的口袋中,并造就了“历史上贫困增加最剧烈的时代”。 利润的增加并非源于生产的相应增加。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资本在股票市场、公共债务市场、各种泡沫、利率差异中自我循环。资本通过私有化、财富再分配、加重剥削、掠夺我们的生活等政策抽走了利润。 公司之间的竞争日益尖锐,起初发展为贸易战和货币战,后来发展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整体地缘政治对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奏:在欧洲战线的乌克兰,在台湾海峡,在中东,在中亚,在北极圈,在利比亚,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厄立特里亚,在苏丹。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军事上,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推动下,新老帝国主义大国正在摩拳擦掌。 在这种普遍对抗的背景下,相信“国际社会”可以确保和平,或处理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避免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对地球生命的威胁,都是幻想。 投票箱呈现责任 新民主党(Ν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ΠΑΣΟΚ)、激进左翼联盟(ΣΥΡΙΖΑ)等又想在选举中欺骗我们。米佐塔基斯(Μητσοτάκης)承诺“欧洲工资”。齐普拉斯(Τσίπρας)声称他将实施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无法实施的左翼方案。[3]安德鲁拉基斯(Ανδρουλάκης)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并承诺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这些都是故意的谎言。他们很清楚,疫情大流行时期的萧条、制裁、战争、高利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新的严厉的紧缩措施——他们都愿意实施这些措施,以确保他们所承诺的体制的稳定。 民粹主义、极右翼、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蒙昧主义、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党派散布对最贫穷、最弱小、最受压迫的人(移民、妇女、工人、LGBTI等)的仇恨和暴力。他们看似反体制力量,但事实上,他们不过是更野蛮和更不人道的制度的表现。 投无效票和弃权票不是解决办法:从政治中清除被压迫者是压迫者有意识的目标。由于工人阶级的沮丧和非政治化,有意在大选中投弃权票会在弃权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未能呈现出具体的政治解决方案。 斗争中的希望 坦皮罪行发生后,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占领他们的学校和学院。他们示威反对侵蚀基础设施的行为,反对私有化,反对人类生命的贬值。这是打破示威禁令和阻止设置大学警察的斗争,反法西斯运动和上诉法院外的盛大集会[4],efood和Cosco的胜利斗争[5],反对评估和国家操纵的斗争[6],艺术家运动,反父权制、杀害女性、强奸的斗争等的延续和高潮。 这场运动在英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大罢工中找到了回声。工人正在为增加工资而斗争,他们的工资正被精确地侵蚀。工人正在为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和增加社会支出而斗争。法国正处于先驱地位,多年来举行了最大规模的示威和罢工,以反对提高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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瓠樽 瞻彼淇奥,緑竹猗猗。 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ΑΝΤΑΡΣΥ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3年1月21日至22日(周末)在农业大学大剧场举行。反资左阵的六十九个泛希腊地方会议和三个分支会议选出了六百名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代表近二千名成员。 出席会议的代表和反资左阵的注册成员比上次大会要少(译按:上次大会时阵线有3000多名成员,1200名代表),这是由于“过渡”社(Μετάβαση)和左翼聚合社(ΑΡΙΣ,ARIS)[1]的离开;“过渡”社已经演变成了“对抗”社(Αναμέτρηση)和“K计划”社(Κ-Σχέδιο),[2]左翼聚合社则选择了一种支持希腊共产党(ΚΚΕ,KKE)的政策。然而,尽管反资左阵中的右派退出了,但它保留了绝大多数有组织的成员。[3]令人鼓舞的是,尽管其力量分散,内部运作瘫痪,但仍有大量新成员首次参加反资左阵,支持其在工人斗争中的一致性,对发生于乌克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以及对反资本主义左翼独立政治存在的承诺。 在参加大会的所有代表中,58%的代表来自共产主义解放新左翼潮流(ΝΑΡ,以下简称“新左翼潮流”)[4]和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ΕΚΚΕ)[5],34.5%的代表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ΣΕΚ)[6]的立场,7.5%的人支持“反资本主义与革命的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倡议”(Πρωτοβουλίας για μια ΑΝΤΑΡΣΥΑ Αντικαπιταλιστική και Επαναστατική (ΠΑΑΕ),以下简称PAAE)的立场,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ΟΚΔΕ-Σπάρτακος)[7]参与了该倡议。这表明,原则上有64.5%的人支持多数派的立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与少数派不同,多数派坚持反资本主义左翼的独立政治和选举存在的立场,而少数派主张与改良主义的人民团结党(ΛΑΕ)[8]建立选举和政治伙伴关系。当然,当大会正在召开之时,人民团结党就已经在与伐鲁法基斯(Βαρουφάκη)的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ΜΕΡΑ25)[9]就联合选举一事进行谈判了。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大厅里代表们的出席率一直很高。反资左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对抗现象基本上被避免了。这反映了今天留在反资左阵的成员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然而,议题和多数代表的立场几乎完全集中在选举策略和选举联盟上,特别是是否可以与人民团结党建立更广泛的选举合作。在这点上,他们与以往大会的议题差别不大。因此,更为严重的纲领问题以及反资左阵的组织运作问题被排除在讨论之外。PAAE的干预和修正(回顾反资左阵成立以来的历程、反资本主义纲领、劳工运动、希腊—土耳其对抗中的国际主义任务、青年运动、女性主义运动)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在大会立场中承认国内少数民族的要求,采纳关于妇女运动的任务,是积极的一面。然而,其他修正案要么被拒绝,要么没有真正的时间和意愿来讨论它们。无论如何,其他修正案仍然可以作为有助于纲领性对话的文本提供给所有人,我们会坚持这样做。 PAAE的干预主要集中在对反资左阵成立以来的历程进行必要的广泛的政治和组织上的说明,虽然反资左阵有其政治缺陷,但没有从独立于改良主义和国家机构的反资本主义左翼的构成计划上退缩。在此基础上,我们坚持将运动中必要的联合战线行动同改良主义组织和政党(如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希腊共产党和人民团结党的)的政治、选举和纲领性合作区分开来,这也是阵线内争论最激烈的问题。过去几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不定(对新兴的激进左翼联盟及其关于左翼政府的提议的态度,与阿拉伐努(Αλαβάνου)的B计划(Σχέδιο Β)[10]“同流合污”,与人民团结党的谈判),毕竟从一开始就是困扰反资左阵最严重的政治问题。 在此基础上,PAAE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同时批判性地支持多数派的立场,因为多数派普遍重申了独立于改良主义的目标,更具体地说,他们拒绝与人民团结党合作。 在反资左阵此前所有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都能看到有一部分人在论证,以为自己已经发现了神奇的钥匙,可以打开通往广大人民群众和选举成功的大门。虽然这把神奇的钥匙每次都有不同的名称(如凝聚力、激进左翼的团结等),但其特点是目标不明确,并援引了那些由于“团结”而使人民运动“大有作为”的时期(占领时期的民族解放阵线(Εθνικό Απελευθερωτικό Μέτωπο(ΕΑΜ))[11]和独裁时期的统一民主左翼党(Ενιαία Δημοκρατική Αριστερά (Ε.Δ.Α.))[12])。然而,他们忘了提及这一政策给人民运动带来的悲惨结局,因为他们没有寻求和研究导致这一悲惨结局的原因。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名为“泛左翼”(παναριστεράς)的卡通式缩影中进行的,它将通过阿拉伐努的“B计划”或拉法扎尼斯的人民团结党来实现。 这一次,社会主义工人党(ΣΕΚ)无视反资左阵之前的决议和声明,完全违背了它在面对有人要“顺应”B计划时所采取的反对立场,而与人民团结党、对抗—争取一个新共产主义左翼组织(Αναμέτρησ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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瓠樽 瞻彼淇奥,緑竹猗猗。 ——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ΟΚΔΕ Σπάρτακος)大选声明 新民主党(ΝΔ)政府,第一个“后备忘录”政府,正在完成其任期,其他任何灾难都无法与备忘录政府相提并论。坦皮(Τέμπη)的罪行[1]揭示了过去十年中,以牺牲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为代价来拯救资本危机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攻击仍在继续…… 现政府与以往历届政府一样,自始至终都代表资产阶级实施紧急计划,攻击生活水平、工作和民主权利、工人的成就等:如实施紧缩政策、对大众消费征收重税、私有化和拆除社会保障、工作弹性化(废除五天八小时工作制)、限制罢工权的新措施、工会的电子备案。公共服务及卫生和教育等关键部门正被自由市场之风席卷:管理权的加强和对公共部门员工、教师、医护人员的评估与纪律管控。 持续在物质和制度上武装镇压机制,并大力限制资产阶级民主自由。 掩盖和释放罪犯,不起诉各种“贵族”,与之相伴的是令人窒息地监视和镇压被压迫者:驱赶占领住房者、取消大学庇护、大流行期间的宵禁、限制和禁止示威、大学警察[2]等。 更为致命的是攻击难民和移民:剥夺他们人的地位̇,违反每一个人权概念,更多的栅栏、边防军、海上巡逻、军队、警察、外国人海上“志愿”遣返、绑架和驱逐出境、监禁在“封闭的”“住宿中心”,解散援助机构等。 同时,在阶级谱系的另一端,雇主、运河所有者、船东、“投资者”和基金享有政府最主要的爱护和关怀:“自由”拍卖财产和掠夺公共资金;占有一切——保险、船厂、港口、码头、机场、医院、学校、博物馆、水。减少雇主应缴的社会保险费的“自由”:减少对资本和大企业的直接税。在大流行期间,政府直接把几百亿的公共资金补贴给了大资本。 ……和战争游戏! 巨额资金被用于帝国主义资本的武器工业。美国驻希腊军事基地的使用期被无限期延长,还设立了新的基地和港口。反土耳其的言论和民族主义的毒液是希腊资本的侵略性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内在表现,是为了大力宣传获取专属经济区和海洋能源及海底数据传输线的新伟大构想。因土耳其资产阶级出于同样的原因,同样声称在这些地区拥有主权,为了在与土耳其资产阶级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并获得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青睐,希腊国家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羽翼下与以色列这个种族主义国家结盟。希腊资本家在爱琴海、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的主张与工人和被压迫者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相反,他们以“国家利益”——即强国利益为名,危及工人和被压迫者的生命,对国内社会和平进行讹诈。希腊卷入乌克兰战争已经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地球的新常态 21世纪头几十年的特点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那些维持社会运转的劳动者的利益代价,普遍进行了有利于少数资本家利益的财富再分配,与之相伴的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扩张。世界各地都在有意实施加剧不平等的政策。能源巨头们神话般的利润被戏称为“天价”。但是,政府粗俗的政策却使数十亿美元从工人的工资转移到了公司的公文包和股东的口袋中,并造就了“历史上贫困增加最剧烈的时代”。 利润的增加并非源于生产的相应增加。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资本在股票市场、公共债务市场、各种泡沫、利率差异中自我循环。资本通过私有化、财富再分配、加重剥削、掠夺我们的生活等政策抽走了利润。 公司之间的竞争日益尖锐,起初发展为贸易战和货币战,后来发展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整体地缘政治对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奏:在欧洲战线的乌克兰,在台湾海峡,在中东,在中亚,在北极圈,在利比亚,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厄立特里亚,在苏丹。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军事上,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性危机的推动下,新老帝国主义大国正在摩拳擦掌。 在这种普遍对抗的背景下,相信“国际社会”可以确保和平,或处理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避免即将到来的气候变化对地球生命的威胁,都是幻想。 投票箱呈现责任 新民主党(ΝΔ)、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ΠΑΣΟΚ)、激进左翼联盟(ΣΥΡΙΖΑ)等又想在选举中欺骗我们。米佐塔基斯(Μητσοτάκης)承诺“欧洲工资”。齐普拉斯(Τσίπρας)声称他将实施他在第一个任期内无法实施的左翼方案。[3]安德鲁拉基斯(Ανδρουλάκης)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并承诺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这些都是故意的谎言。他们很清楚,疫情大流行时期的萧条、制裁、战争、高利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新的严厉的紧缩措施——他们都愿意实施这些措施,以确保他们所承诺的体制的稳定。 民粹主义、极右翼、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蒙昧主义、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党派散布对最贫穷、最弱小、最受压迫的人(移民、妇女、工人、LGBTI等)的仇恨和暴力。他们看似反体制力量,但事实上,他们不过是更野蛮和更不人道的制度的表现。 投无效票和弃权票不是解决办法:从政治中清除被压迫者是压迫者有意识的目标。由于工人阶级的沮丧和非政治化,有意在大选中投弃权票会在弃权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未能呈现出具体的政治解决方案。 斗争中的希望 坦皮罪行发生后,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占领他们的学校和学院。他们示威反对侵蚀基础设施的行为,反对私有化,反对人类生命的贬值。这是打破示威禁令和阻止设置大学警察的斗争,反法西斯运动和上诉法院外的盛大集会[4],efood和Cosco的胜利斗争[5],反对评估和国家操纵的斗争[6],艺术家运动,反父权制、杀害女性、强奸的斗争等的延续和高潮。 这场运动在英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大罢工中找到了回声。工人正在为增加工资而斗争,他们的工资正被精确地侵蚀。工人正在为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和增加社会支出而斗争。法国正处于先驱地位,多年来举行了最大规模的示威和罢工,以反对提高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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