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劳动通讯”统计，仅2023年上半年环卫工讨薪维权就有13起。在10年之前，环卫工的行动也相当频繁，2012年-2015年间，全国30多个城市就发生了60起环卫罢工。不过如果考虑到整体环卫工的人数，这些行动事件的数量仍然是非常稀少的。本期翻译的这篇文章通过比较温州和广州环卫行业的不同工作组织模式，试图理解为何有些环卫工常采取罢工行动，而另一些地区的环卫工倾向保持沉默。
导读
据“中国劳动通讯”统计，仅2023年上半年环卫工讨薪维权就有13起。在10年之前，环卫工的行动也相当频繁，2012年-2015年间，全国30多个城市就发生了60起环卫罢工。不过如果考虑到整体环卫工的人数，这些行动事件的数量仍然是非常稀少的。本期翻译的这篇文章通过比较温州和广州环卫行业的不同工作组织模式，试图理解为何有些环卫工常采取罢工行动，而另一些地区的环卫工倾向保持沉默。
在温州，环卫工人以家庭团队模式工作，这样的模式使得配偶一方能够更灵活地安排时间，从而从事“附属性的非正规工作”以赚取额外收入。但这一收入要求环卫工人超时工作，同时也遏制了他们对正规却剥削性的工作提出不满。与之相反，由于工作组织模式相对僵化，广州的环卫工人只能从事正规工作，他们因此对这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工作表现出了更强烈的不满，导致罢工浪潮。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环卫工、罢工
译者：Auchan
校对：焉识
目录
正文
原文：Informality and Working Conditions in China’s Sanitation Sector
作者：Hao Zhang & Eli Friedman
背景
过去的20年中，有关中国劳工问题的文献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多年来制造业在就业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除了少数特例，这些文献几乎都与第二产业有关。
当政府转向以城市化和国内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战略时，第三产业的劳工政治变得越来越重要。从2012年到2015年底，全国30多个城市发生了至少60起环卫工人罢工事件。自2008年以来，广州多次爆发罢工潮，广州市政府的经历体现了政府在控制激进环卫工人时有多么困难。
尽管罢工现象十分普遍，但四年内发生60次罢工意味着绝大多数环卫工人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一直保持沉默——包括温州的环卫工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动态变化，我们研究了在这些不同不满情绪背后关于工作组织形式的地方性差异。
温州和广州都是中国东南部相对发达的城市，拥有提供广泛卫生服务的物质资源。当然，广州更大、更国际化，而且其作为省会，可能更看重公共秩序和卫生。但温州有900多万人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尽管这两个城市在这些方面比较相似，但它们环卫行业的劳工关系却有显著不同。
通过对温州和广州环卫行业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我们说明了为什么温州环卫工人能够在正式工资之外创造可观的额外收入，而广州环卫工人的收入却主要局限于正式工资。
在温州，家庭团队模式的灵活性、工作中相对宽松的时间安排和劳动分工，再加上工人对清洁工具的所有权，使环卫工人能够创造可观的额外收入。这补充了他们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收入，从而使得这种不可否认的剥削性就业形式更稳定。
另一方面，广州环卫工人享有更高的基本工资和更多的福利，但由于任务分配的个性化、工作安排的特殊性以及缺乏工具所有权，他们无法创造任何可观的额外收入。因此，他们只能依赖匮乏的基本工资。
我们无法完全解释导致广州罢工浪潮的各种因素，但我们说明了为什么广州环卫工人的物质条件比温州环卫工人差得多。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第一作者于2013年在温州和广州进行的深度访谈和民族志研究。作者于7月和8月在温州，11月和12月在广州。作者公开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在街头随机询问环卫工人，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进行访谈和近距离观察。在某些情况下，作者进行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访谈，或者请求访谈受访者的家庭成员或同事。访谈平均每次持续一个小时。本文收集的数据来源于67个深度访谈（广州45个，温州22个），以及与环卫工人、管理层、地方政府和工会官员进行的非正式对话。
我们收集到了广州26个家庭和温州8个家庭的数据。此外，就与非正规工作和家庭收入（本研究中最重要的变量）相关的数据（见表1和表2）而言，我们收集了广州15个家庭和温州6个家庭的数据，但我们无法向所有受访者询问每一个问题。
直接观察主要是为了了解环卫工人一天的劳动过程，以及时间和精力是如何在正式和非正规工作之间分配的。作者被允许近距离观察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时间从两天到仅几个小时不等。此外，我们还利用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和公开可获得的统计数据来补充和三重校核上述主要数据。
到2015年，温州有8000多名环卫工人，广州有45000名环卫工人。根据我们的样本，温州和广州的环卫工人在年龄、性别、迁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方面都很相似。在这两个城市，环卫工人中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因为夫妻双方都从事环卫工作的情况非常典型。在我们的样本中，广州工人大多在40岁以上，平均年龄超过45岁，而温州工人平均年长约5岁。但这两个群体都属于所谓的第一代农民工——来自内陆农村地区的前农民——通常最多受过初中教育。
注释：杨女士及其丈夫视第三份环卫工作为非正式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不像其他两份一样提供社会保险之类的工作保障。
在说明温州工人如何创造额外收入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每个城市不同的正式收入水平（并列比较见表3）。广州工人的基本报酬比当地最低工资高出10%，而温州工人的报酬仅为最低工资。广州工人每周有一天休息日和一天双薪日（周末工作），而温州工人每周工作七天，全年工作365天。除了11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外，温州工人没有加班费。广州工人还享有大多数温州工人没有的其他福利，包括环卫工人的特殊职业补贴以及较好的（但并不完美的）社会保险。到月底，这就造成了明显的差距：一名典型的广州工人可以拿到2235元（1705元基本工资加上620元周末加班费和338元特殊津贴，但要减去268元社会保险费和160元住房公积金），而在温州，大多数工人只能拿到1470元的最低工资（没有扣除任何社会保险费）。
虽然温州面积较小，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但生活成本与广州相似。由于中国缺乏官方的市级购买力平价（PPP）的数据，我们通过计算租住一套平均价格为25平方米的公寓所需的租金占月最低工资的百分比，得出了一个粗略的生活费用指标。2013年，在广州租一套这样的公寓需要花费最低月工资的66%，而在温州则为63%。第一作者在两个城市各住了两个月后发现，温州的食品价格并不低。因此，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温州工人较低的正式收入对应着显著较低的生活费用。下面我们将通过实证分析详细说明，工人在维持正式就业的同时创造额外收入的能力不同，导致这两个城市的家庭总收入水平不同。
广州的工资依赖性与个体化工作
从2000年代初开始，广州市政府开始将城市的环卫服务分包出去。环卫工作以前是国家分配的岗位，有良好的工作保障和福利。市场化之后，广州市的就业格局变得异常分化，截至2008年，约有700家公司在运营。虽然工人的物质条件参差不齐，但普遍下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工作非正式化和条件恶化的背景下，广州工人对基本工资的依赖导致了生存危机。为了说明这些动态变化，我们将详细描述一对环卫工人夫妇的日常工作。
- 邵女士和她的丈夫金先生凌晨3:30左右起床。为了准时上班，他们必须在凌晨4点前离开公寓。
- 与大多数温州环卫工人骑自己的垃圾三轮车不同，广州的环卫工人通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邵女士和金先生先乘坐92路公交，然后换乘15号线。经过50分钟的通勤（乘坐地铁可以节省一些时间，但票价是公交的两倍）后，邵女士下车，而她的丈夫还有两站路要走。尽管两人受雇于同一家公司，他打扫的区域离邵女士工作的地方大约有六个街区远。正如许多受访者所证实的那样，大多数都从事环卫工作的夫妻往往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但两人在同一地区一起工作的情况并不多见。
- 邵女士从工具贮藏室中取出拖垃圾的三轮车、簸箕、扫帚等工具。在温州，工人们拥有自己的工具，每天带着工具上下班；而在广州，这些工具属于公司，存放在仓库里。小邵和她的同事负责清扫的面积约为10,000平方米，几乎是官方标准3,800平方米的三倍。早上的清扫工作本应开始于5:30，但为了在截止时间7点前完成工作，她们通常必须在5点之前开始清扫。
- 邵女士和她的同事每天通常要收九车垃圾。她工作区域的正对面是一个大型纺织品商场，虽然她们理应不需要负责收集商场里的纺织品垃圾，但难免会有一些垃圾被丢到街上，这就给她们带来了更多的工作。
- 邵女士会把收集到的垃圾扔到附近的垃圾收集站，但与温州不同的是，在温州，街道环卫工人人必须用三轮车运垃圾，而在广州，垃圾则由卡车从这些小站收集，然后运往郊区的大型设施。这种分工使广州的街道环卫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体力负担。
- 早上7点早班结束后，邵女士回家。她的同事留下来值当天的第二班，一直到中午12点。邵女士的丈夫有时会被安排上第一班和第二班，这时邵女士只能自己回家。然后，她需要做各种家务，包括准备午餐和洗衣服。
- 中午，邵女士回到大道上，独自上第三班，直到下午6:30。
- 下午2点前，她的丈夫结束第二班的工作，疲惫不堪地回家。金先生匆匆吃了午饭后就上床睡觉了。他需要补觉，因为他整个上午和下午都在工作。
- 下午4:30左右起床后，他整理从街上收集来的瓶子和纸张。这项回收工作每月可为他们带来约200元的收入。
- 金先生下午5:30下夜班。通常情况下，邵女士的同事会替她值第四班，也是一天中的最后一班，一直到晚上8:30。但在笔者观察她的那天，这位同事“借”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回乡探亲，因此邵女士不得不同时值第三班和第四班。
- 晚上九点半左右，邵女士和金先生筋疲力尽地回到了家。
值得注意的是，各工作团队的时间安排并不一致。我们发现，根据时间段（例如，一些繁华商业区的街道维护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10:30）和团队规模的不同，工作安排的模式也不尽相同。例如，较大的地区有时会有三个人组成一个团队，这就导致安排模式更为复杂。无论哪种安排模式，有两个特点是一致的：
- 无论一天中轮班多少次，工作时间都在八小时之内。
- 工人很少连续工作8小时。他们几乎总是需要每天至少分两班工作。
这就使他们的业余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也限制了他们兼职的能力。与我们交谈过的环卫工人中，没有人能够给出这种工作安排的合理理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证实，这是广州的主流模式。
此外，团队内部的工作量分担仅限于特殊情况。由于员工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同事关系而非家庭关系，因此，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同事需要替班，他们就必须想办法尽快偿还工时。如上述情况，邵女士需要从中午12点一直工作到晚上8:30，为了替同事顶最后一班，她上了三班和四班。她的同事答应在那周晚些时候替邵女士的一个班。
这种工作组织系统对广州的环卫工人有三个重要影响。第一，虽然工人的工作时间大约为8小时，但他们的轮班是不连续的，因此他们的业余时间被分割成几个独立的短时段。第二，与此相关的是，由于每天的轮班次数很多，他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往返于家和工作地点之间，通常每天往返两次。第三，时间安排不连贯，因此工人们无法确定几周后的规律时间安排。
与温州模式相比，广州模式似乎更接近八小时工作制，但工人们仍然非常繁忙且疲惫。事实上，大多数工人的第一班工作从早上5点开始，直到晚上6点半或8点半才结束一天的工作，有的甚至更晚。在两班之间，他们忙于家务、通勤和午睡，很少有时间去赚取非正式的补充收入。以邵某和金某为例，他们在工作期间收集的可回收材料每月只能有200元左右的收入。这对夫妇所能回收的材料多少也因他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通勤而受到限制。而在温州，一对夫妇拥有一辆装满可回收材料的环卫三轮车，工作一天后，他们通常会骑车回家。即使广州的工人愿意在轮班之间挤出时间做一些非正式的工作，不断变化的时间安排也会使问题更复杂。
朱女士简明地概括了人们对这种工作安排所普遍存在的抱怨：你不能打两份工。上午很忙，下午也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做这些工作。比如，如果你想做家政服务（随叫随到的家庭清洁服务）或其他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像我们这样的（工作时间安排），从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半，你必须在下午4点半出门，坐半个小时的公交车，而早上我必须在9点半（出门）。你真的能做什么工作吗？以家政服务为例，你可能早上有空，但雇主不希望你那么早来，因为他们还在睡觉。你不可能做家政。我们也不能送外卖。你中午12点半下班，但外卖员在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就开始送餐，所以我们也做不了。
表1列出了15个家庭的家庭收入结构数据（至少有部分数据）。我们在广州访谈的大多数夫妇都表示额外收入为零。在我们的追问下，许多人表示从回收利用中获得了非常微薄的额外收入，但这些收入微不足道，因此他们一般不认为这是“收入”。
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工人确实有可观的额外收入，但这需要个人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欧阳女士晚上9点做完第一份工作后，会去酒吧做第二份清洁工作。她说第二份工作每天工作5.5个小时，月薪1400元。她描述了自己的一般工作日：
晚上9点下班，回家洗个澡……然后去那里（酒吧），凌晨4点回家。然后睡觉……由于街道清洁工作从上午10:30开始，我必须在上午9点起床做早餐。我需要赶时间，因为我既要做饭，还要洗衣服。（我能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住的地方离街道很近。如果我住得远，我连衣服都洗不了，早餐也要匆匆忙忙地吃。
正如欧阳女士所指出的，她能够做第二份工作的唯一原因是她的住所离工作地点很近。这在广州的街头环卫工人中并不多见，尤其是那些在租金极高的中心区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
这种兼职工作在广州非常少见——大多数有第二收入的人都必须找到灵活的方式，以挤出不多的时间。例如，吕女士的丈夫为一家小餐馆送餐，通常每天只送两小时，每小时15元。这些额外工作可以为家庭增加900元的月收入。通常情况下，从事非正规工作的环卫工人必须进行极为灵活的短期安排，包括洗碗、外卖加工工作（putting-out processing work）和随叫随到的家政服务。但是，除了一些最低限度的回收工作外，大多数人并没有从事任何非正规工作。
尽管近年来工资有了大幅增长，但工人们仍经常抱怨在广州工作和生活的艰辛，并表示工资仅够维持生计。由于工作组织方式和地点的限制，广州工人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额外收入，因此他们不断通过罢工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上，15名受访者表示他们至少参加过一次罢工（有些甚至参加过两次或三次）。
一名环卫工人解释了罢工的直接动机：
HZ：你的收入足够（你的家庭）生存吗？
环卫工人：不够。孩子们需要很多钱，而我们的工资太低了。
HZ：你有没有向（管理层）建议增加工资？我听说你们罢工过？
环卫工人：是的，我们罢工过……因为我们的工资太低，每周也没有双休，所以我们罢工了。
在一些罢工中，他们没有直接要求增加工资，而是提出了有关遣散费或年终奖金的要求。然而，每次罢工的共同点都是对报酬的普遍不满和对生计的担忧。由此可见，在广州，正规就业的环卫工的工资不足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温州的家庭团队工作与额外收入
与广州一样，温州的环卫外包导致了工作的非正式化和工作条件的恶化。与广州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包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州市政府将鹿城中心区的主要干道分包给了一家名为黄河的环卫公司。这造成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温州工人的福利被侵害，导致目前比广州差得多。此外，环卫工人只能领取当地的最低工资，没有（法律规定应当享有的）周末加班费。
温州环卫行业的主要工作安排是家庭团队模式。在这种安排下，丈夫和妻子各自签订劳动合同，但作为一个团队在同一区域工作，并执行所有工作任务（从清扫、街道维护到倾倒垃圾）。夫妻俩负责一个特定的空间，每天必须完成一系列任务。因此，夫妻可以通过战略分工和参与各种非正式活动来使时间安排变得灵活，从而变现。仔细观察一对夫妇的一般工作日，就能很好地理解这种情况。
乔先生和妻子孙女士是黄河公司的环卫工人。他们负责温州最繁华商业区之一的一条主干道。他们作为一个团队在这条300米长的大道上工作，负责清扫、维护和倾倒垃圾。乔先生和孙女士每人每月工资1470元。
- 在观察当天，夫妻俩像往常一样凌晨3:30起床，匆匆吃过早饭后就出门上班了。
- 他们必须在早上5点前到达大道，以便开始晨扫。他们骑着运垃圾的三轮车，花了20分钟的时间。
- 到达目的地后，这对夫妇花了两个小时清扫积存了一夜的垃圾。清晨的清扫工作必须在早上7点之前完成，因为那时街道上就会挤满行人和车辆，变得过于繁忙，无法进行有效清扫。
- 早上清扫结束后，夫妇俩在路边喝了点茶，稍作休息。但时间紧迫，因为夏末的烈日即将来临，乔先生必须在天气变得更热之前把垃圾拉到几英里外的垃圾站。到了秋天，落叶会产生更多垃圾，他一个人早上就要往返垃圾站两三次。
- 这时，孙女士离开街道回到了他们的房间。她现在要在住宅区打扫楼房和院子，倾倒垃圾。这是她的第二份工作，她每月有800元的报酬和一间约15平方米的免费房间。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一起住在这间房间里。此外，她还把刚从大道上带回的垃圾——易拉罐、瓶子和纸张——整理好，存放在浴室里。这项回收工作可能会为这个家庭带来100元的月收入。
- 临近中午，她为丈夫准备午餐。
- 到垃圾站来回跑了两趟之后，乔先生终于可以稍作休息。但他需要经常起来清理烟盒、水瓶、塑料袋或其他被司机和行人丢弃在街上的垃圾。有时路中间会有垃圾，他需要避开车流去捡。这可能很危险——事实上，他曾被车撞成重伤，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康复。尽管如此，他仍需要承受这种风险，因为公司会派一名监督员来监督街道的清洁情况。如果监督员发现由于环卫工人的懈怠而导致街道上有垃圾，就会对该工人处以100元的罚款，这大约是他们夫妇俩每天的工资之和。
- 当孙女士带着午餐和一瓶冰茶来到这里时，乔先生可以暂停工作。然而，因为街道上的垃圾仍在继续堆积，孙女士总是担心被罚款，所以她需要在丈夫吃饭时清扫垃圾。
- 午饭后，乔先生继续扫街。这时，孙女士摆了一张凳子，挂了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专业屏幕保护膜服务”——她变成了街头小贩。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她卖出了两个手机保护套。虽然看起来营业额并不多，但她表示这门生意的利润空间很大。她一个保护套收30元，而成本只有10元；第二个保护套卖10元，但她仍净赚7至8元。
- 但孙女士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存在法律模糊性的工作。除了卖屏幕保护膜，她还“回收”手机，卖给二手商贩。当她坐在街上时，偶尔会有人停下来询问他们的手机能卖多少钱。由于这项业务被城管取缔，她没有在招牌上写明。不过，很多人似乎都知道收购手机是她的业务之一。有一个男人来了好几次，想跟她谈一部摩托罗拉智能手机的价格，但他们没能达成交易。孙女士后来透露，这个人经常把手机卖给她。她并不认为是他自己偷了手机，他出售的手机很可能是别人偷来的。当天傍晚，大概是在货比三家之后，这个人又来了，并同意了孙女士的最终报价。孙女士打电话给她的经销商确认了最终价格，交易完成。孙女士后来说，她从中赚了50元。很明显的是，这是她最赚钱的生意。她说，如果没有其他工作，卖屏幕保护膜和收购二手手机的收入每月可达7000元。但由于要兼顾这项生意和环卫工作，她每月只能赚到3000元左右。
- 在孙女士进行这些交易的同时，乔先生又一次蹬着垃圾车把垃圾送到了垃圾站。晚上9点半左右，这对夫妇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骑车20分钟回到宿舍。
虽然我们只是详细介绍了一个例子，但这种正式和非正规工作相结合的情况在温州的环卫行业非常普遍。在整个中心区，丈夫主要负责正规部门的工作，辅之以妻子在关键时刻的帮助。在我们遇到的所有类似情况中，额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见表2）。
所有受访者都承认，环卫工作很累，危险又肮脏，而且工作时间长、报酬低。然而，当被问及为何在该行业内很少发生冲突时，工人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却隐约传达了一种自满情绪。这种自满最初令人困惑，但我们对张先生的采访揭示了真相。
张先生是少数单独工作的人之一，因为他的妻子在幼儿园工作。当被问及为什么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举行罢工以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时，他是这样说的：
对于一起在街头工作的夫妻来说，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个人可以离开，去做别的事，从而多挣一份工资……他们并不依赖于那1470元……。即使给他们1200元，他们也不会罢工。他们不依赖工资……。例如，（有些人）为维多利亚酒店和天上人间等知名酒店收集垃圾，再加上所有回收垃圾赚的钱，他们在每家酒店每月可赚1000多元。这样算下来，总共能赚几千元。所以他们没有（抱怨）。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先生是能够证明规则的那个例外情况：他比其他工人更不满意，部分原因是，他是少数几个不属于家庭团队模式的人之一。张先生的家庭还从事一些非正规工作，如为企业收集垃圾或为小型电子配件厂投放废品（如表2所示）。然而，由于他的妻子在幼儿园做全职工作，他们都没有太多时间从事非正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妻子只有在幼儿园放暑假的时候才有时间做家务。由于没有典型的家庭团队安排，张某的家庭收入明显低于我们访谈的其他家庭。陈家和郑家是一对从额外的垃圾回收中获益的夫妇，他们为街道上的一家百货公司和一家酒店工作，每月不仅可挣得3300元，还能通过回收垃圾赚钱（见表2）。
我们并不是说温州的环卫工作是一份理想的工作——家庭收入高于广州，只是因为他们工作得更多。额外的非正规工作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有额外的收入，许多人也只能勉强度日。乔先生大部分时间工作超过16个小时，除了早上扫地的两个小时和中午吃饭时妻子陪他一起之外，他都是一个人工作。他的妻子孙女士工作时间也超过16个小时，忙忙碌碌于正规工作、非正规工作和各种形式的再生产劳动之间。他们告诉我们，两人的工作时间都是8小时标准的两倍，每年工作365天。表2中的第五个家庭，杨女士和她的丈夫，可能是这种超负荷工作最直接的例子。他们在两份工作之外又做了第三份环卫工作，总共领取三份工资，以弥补每份工作的低工资。杨女士在采访中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第三份工作，我们就没有任何积蓄。”这并非特例——张先生的女儿和其丈夫也是做三份工。
总之，相对灵活的时间安排和家庭团队模式使夫妻双方可以从事额外的工作来赚取额外收入。与广州的情况不同，温州的工人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维持生计，远远超过每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对一些工人来说，拥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可以让他们从事更广泛的非正式回收活动。在温州，额外收入补贴了低得难以忍受的基本工资。
获得附属性额外收入
为什么工人在温州有大量额外收入，而在广州却没有？我们认为，不同的正式就业体系提供了获得额外收入的不同途径。温州的家庭团队模式与广州的理性化、个体化模式有三个不同特点（见表4）。
首先，温州工人拥有生产资料，包括扫帚、簸箕和运垃圾的三轮车。这使环卫工人能够从当地企业收集废料，使之成为许多家庭额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广州，清洁工具归公司所有并存放在现场，因此环卫工人既不拥有也无法使用任何垃圾运输车辆。
其次，尽管工人签的是个人劳动合同，但温州的劳动分工是以家庭为单位协商确定的，特定区域内的所有工作——清扫、维护和垃圾运输——都由夫妻二人共同完成。而在广州，人们以小组为单位工作，每个小组成员都有明确的任务分工。团队成员一般没有预先存在的社会纽带，工作量的分担和再分配也很有限。换言之，没有温州劳动过程中特有的社会资本，广州工人与同事谈判的余地较小。任务再分配在广州确实存在，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因此，广州工人在上班期间不能经常从事小贩等非正式活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工资和排班制度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温州的工资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即雇主并不直接控制工人的具体时间安排（除了规定班次的开始和结束）。只要保持一定的清洁度，雇主就不会干预劳动过程。这一点，再加上家庭内部可以协商任务分配，使得时间上有了更大的灵活性。然而，在广州，工人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时间都有严格规定。在轮班期间，工人不能长时间离开街道，因为他们的工友无法承受额外的工作量。多班制使广州街道清洁工的工作时间变得支离破碎，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通勤，从而失去了创造可观额外收入所必需的相对连续的时间。虽然我们并不是说温州的雇主有意识地让更多人从事非正规工作，以此作为避免冲突的策略之一，但对额外收入的更大开放性实际上起到了补贴低得令人无法忍受的基本工资的作用。
我们将温州工人的这些额外创收活动视为“附属性非正规工作”。这种附属性工作有两层含义：首先，这种收入是对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基本工资的必要补充；其次，工人的正式就业实际上为从事这种非正规工作提供了便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之所以能够收集可回收材料，是因为他们在处理垃圾。许多温州工人通过从各行各业收集垃圾赚取额外收入。
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拥有正规工作所需的工具和技能。同样重要的是，环卫工人保持对街道空间的“管辖权”，并在一定程度上灵活提供街道维护服务。企业主希望与环卫工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他们的街道得到足够的关照，他们有时会试图讨好环卫工人，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垃圾收集工作。孙女士在街上摆摊卖手机套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当然，做小贩并不一定要有清洁工的工作。然而，这项工作仍然是她正规工作的附属，因为她占据的是同一个空间，因此可以从摆摊到协助丈夫打扫卫生，无缝衔接。
这是一种非正规工作，是为了适应她的正规工作而安排的。我们并不是说附属性非正规工作意味着对某类非正规工作的垄断。虽然环卫工人在为企业回收和运送垃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以赚取收入，但他们并未必对该市场拥有控制权。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表明，家庭作为团队的模式以及相应的时间安排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使温州的环卫工人能够获得额外收入，从而使正式但受剥削的工作更稳定。在广州，环卫工人面临着管理层的严格控制和工作时间的分散，使他们无法获得大量额外收入。由于通过这样的正式工作，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广州工人多次通过直接对抗以要求更高的工资。另一方面，温州工人严重超负荷工作，但他们可以通过从事附属性非正规工作来维持生计。
我们简要提到了这两个城市工人动乱的不同程度，最后我们想探讨一下这些发现如何影响我们对罢工动态变化的理解。近年来，广州的环卫工人一直非常激进，从2008年开始，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罢工，并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掀起了强烈的全市性罢工浪潮。当然，对这种激进行为有一系列可能的解释，包括该地区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广东工人的反抗文化以及劳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
但与温州相比，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广州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创造额外收入的渠道也非常有限，以至于工人们除了直接挑战他们的雇主之外别无选择。而在温州，工人们并不指望雇主会付给他们可维持生活的工资。由于可以获得并依赖非正式的额外收入，工人更有可能将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勤劳或运气好，而不是归咎于雇主。事实上，我们的数据显示，温州工人更倾向于沉默。
虽然大多数关于中国工人政治的研究都试图解释工人为何抗议，但仔细研究那些没有抗议的工人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中，了解正式和非正式的工作安排对把握工人不满的根源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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