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n your enemy’s enemy is not a friend 当你的敌人的敌人不是朋友 ﹝加拿大﹞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 Mira 译、凡人 校 在一个以剥削与压迫为基础的世界里，抵抗总是存在的。在大多数时候，它会在社会表面下酝酿，但有时它以巨大的社会爆炸的形式出现。对于那些左翼人士来说，希望这种大规模的反抗在真正的全球范围内发生，似乎是很自然的。然而，有一个复杂的因素。一部分左翼人士已经接受了“阵营论”（Campist）观点；它是某种程度上是冷战时期的遗留物，他们认为全球政治主要是以美国领导的“掠夺性国家集团“与“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冲突。当然，我们应该憎恨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其统治全球的议程，这是没有争议的。然而，从“阵营论”的立场流出的一些实际结果却阻碍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这是需要被挑战的。 美国及其次级伙伴与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竞争；对他们试图支配和剥削的贫穷和受压迫国家构成了可怕的威胁。然而，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国家本身就有些分裂的社会阶层，并非人民面对的所有的剥削与压迫都来自于华盛顿。国内的资本家也是敌人；那些国家政府即便与美国的目标发生冲突，但仍代表着本土剥削者的资本利益。 “阵营论者” 观点问题在于，它过于关注帝国主义的角色；过于强调“反帝国主义阵营” ，以至于对待压迫性政权采取非常宽容的观点。此外，在当地工人民众在街上挑战压迫时，阵营论者认为这种斗争是对总体形势不便利的。甚至， “阵营论” 者指出抵抗运动只是西方操纵的产物，他们经常准备指责这类抵抗运动；尽管当地工人阶级的委屈与不满是真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灰色地带网站（Grayzone）所推出的材料是明显和粗暴的例子。 因为现阶段中国显然是美国主要的全球竞争对手，所以左翼对中国的看法存在严重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仅仅是反帝阵营的组成部分，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加剧了在支持中国的民间社会抵抗意见上的分歧。有人建议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出了一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推进对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的敌意不应阻止对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团结的观点时，应首先对中国的社会性质详细地考虑。然而，我将首先关注美国不断变化的全球统治议程，因为是很有必要正确的认识到什么使“阵营论”迷失了政治方向。 主要的敌人 特朗普政府无可否认的推动了全球竞争的议程，但其战略和方法是粗糙与不稳定的。拜登政府代表着“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恢复；且试图将“人权”列入全球议程，该议程会更残酷，但会有更有效率和可信度。对于拜登来说，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将是首要考虑因素。当然此外，与俄罗斯的竞争仍将继续；继续进行遏制伊朗在地区野心的努力，并且将具有持续性的举措来提高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发能力。然而，苏联解体后美国霸权似乎更加安全的时期早已过去，迄今为止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中国。世界经济论坛对关键的“全球部门和行业”进行了细分，指出美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因此，美国仍然是主要敌人，它附带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群较小的帝国强国。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应有责任反对和挑战这些国家正在进行的暴力与掠夺。当他们试图将附庸政权强加给贫穷和受压迫的国家时，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揭露和阻挠他们的计划。当他们与其它大国竞争时，我们不可以给予支持。当他们对这些竞争对手的“侵犯人权行为”表达选择性道德愤怒时，我们应该谴责他们的虚伪，并就他们自已所参与的罪行向他们提出质疑与挑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帝阵营”内部没有出现压迫，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以轻蔑或敌视的态度看待对这种压迫的挑战。 中国的角色 我最近在脸书（Facebook）上看到有人将中国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评论，认为工人阶级掌权，虽然资本家有时会出现问题，但国家总是站在工人一边。这种观点与大量现成的相反证据根本不一致。 我已经指出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它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在新自由主义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核心作用。202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新的外国直接投资首选目的地”。一个又一个的例子可以证明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强大间接消耗美国，以至于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 然而，在进行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起监督作用“社会主义”政治领导层显然未能阻止在资本主义政权下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其政权下再度发生。收入不平等现在可以与美国媲美。“公共财产在国民财富中的份额从 1978 年的约 70% 下降到 2015 年的约 30%。在2015年，超过 95% 的住房存量由私人家庭拥有，这一比例约为 50% 在1978年”。去年，中国有389位亿万富翁，仅次于美国；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如此多的人对国家财富拥有如此巨大的控制权，这说明了一种超出不平等和额外特权问题的情况。如此巨大的财富带来了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即使是“社会主义政权”也不得不考虑。 在这一经济扩张时期，工人阶级进行了巨大的增长，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劳动力重组的一部分。这种增长和对剥削的脆弱性是由具有历史意义的农村地区内部移民水平造成的。到 2009 年，中国有 1.45 亿农民工，占总人口的 11%。 同年，该国的工厂工人人数估计为 9900 万。 最大的雇主是臭名昭著的富士康，雇佣了 130 万工人。 这些工人所面临的恶劣工作条件引发了“富士康自杀”（Foxconn suicide）一词。 富士康的龙华工厂位于深圳郊区，在其大门外张贴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该厂区是经国家批准合法设立的。禁止擅自闯入。违者将被送交警方起诉！”一名前工人总结工厂的情况，并观察到，“这不是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他和另一名男子讲述“高压的工作环境，剥削是家常便饭，抑郁和自杀已成为常态。”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这些自杀事件。 “2010年，龙华的流水线工人开始自杀。一个接一个的工人跳下高耸的宿舍楼，有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悲惨地表现出绝望——并抗议里面的工作条件。仅那一年就有 18 起自杀未遂报告，14 人确认死亡。另有 20 名工人遭到富士康官员的劝阻。” 描述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和国家机构为社会主义，仅仅在监督一个对资本主义方法作出一些必要让步的积累过程是不严肃的。工人和社区挑战不公正现象，要求其权利的努力遭到镇压。工会组织是一项充满风险和重大后果的活动。努力粉碎工人阶级抵抗的例子很容易找到。2018年，焊接设备制造商深圳佳士科技的工人试图组建工会。他们的关键问题是公司对他们处以任意罚款，以及未能向政府基金支付适当的款项以支付他们的住房费用。六名参与组建工会的工人在上班时被解雇并被带到警察局。其它 20 名游行到警察局支持的人也被捕。一名抗议工人告诉警方：“当老板说我们在制造麻烦时，警察你相信他们，冲到工厂，殴打我们，带我们去警察局……在你们眼里，我们就像等待踩踏的小虫子一样。” 以社区为基础的抗议在中国也很常见，当局巧妙地结合了让步和镇压来遏制它们。 2019 年，武汉数以千计的人走上街头数日，挑战在他们的社区建造有毒废物焚烧厂的计划，直到防暴警察镇压了社区行动。社会动荡的威胁和持续努力遏制它是中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维吾尔族是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他们无疑面临着以汉族为主的移民大规模迁入他们的家园，以及中国将其纳入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资源殖民主义”（resource colonialism）的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加拿大议会提出议案的保守党中，他们伪装成维吾尔人人权的崇高捍卫者，但对于该国矿业公司在新疆参与展开镇压进程与剥削却只字未提。 必须承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经济活动也缺乏社会主义特征。中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他们的业绩记录与我们与西方公司相关的剥削和虐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去年，津巴布韦两名受雇于一家中国矿业公司的工人因拖欠工资而被枪杀。津巴布韦环境律师协会（ZELA）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部分内容是：“虐待工人的问题是系统性和普遍性的，枪击事件的目的是揭露对工人的猖獗虐待。工资通常很低，而且许多案例没有按时支付工资。” 毫无疑问，相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中国的国有经济规模更大，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也更强。最近为应对大流行病的公共卫生危机而调集资源（尽管经过了代价高昂的延迟）表明了这一点，为确保比西方更快的经济复苏而采取的措施也表明了这一点。然而，私人资本主义已经以巨大的规模恢复。我已经提到，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第二多的亿万富翁（并且正在以无与伦比的速度生产更多的亿万富翁）和更多的小资本家。如果说这个拥有巨额财富的社会阶层并不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那将是荒谬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并非如此。 在2001年更改党章，允许资本家入党，“吸纳有社会地位、有经济实力的人参政”。到 2011 年，中国 1000 名最富有的资本家中约有 90% 是共产党员或官员。 2017年，大约100名人大代表是亿万富翁，209名最富有的代表的平均财富为3亿美元。 这群人的财富加起来为5000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比利时全国的 GDP。 毫无疑问，独裁的中国政权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比西方更为积极，个别资本家的活动空间也小得多。然而，在他们的商业交易、政治生活和社会上与国家结构的大人物联系在一起，中国资产阶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鉴于这个阶级的存在，外国投资的巨大作用，在新自由主义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掠夺性作用，我觉得中国必须被视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我看来，即使国有企业仍持有 48.1% 的工业资本存量，截至 2017 年，这部分对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需求的屈从创造了一个与苏联（被定性为堕落工人国家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非常不同的现实。 然而，认为当今中国代表某种过渡社会的观点并不会破坏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该国的工人阶级面临着专制政权的剥削。由此可见，面对压迫的抵抗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会在国家官僚机构和数百名亿万富翁之间的联盟中找到，而是通过工人阶级革命。 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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