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激進的全國罷工凸顯工人對資本建制的憤怒

021 年 10 月 21 日朴誠陽 10月20日,南韓的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民主勞總,KCTU)的8萬多名成員響應領導層的號召,在全國14個地區走上街頭。更有5萬名工人於當日下午2點停止工作,離開崗位。(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1年10月20日。譯者:李小寶家的狗) 參加罷工的工人來自民主勞總旗下的所有行業工會。金屬工人、建築工人、非正規學校工人,以及服務和醫療工作者和其他人在他們的工作場所和街道上並肩作戰。 韓國工運的激進化 民主勞總召集了這次全國性的罷工,以顯示韓國工人對整個資本主義建制和所有政黨的深深憤怒。雖然南韓政府對的疫情處理在國際上受到贊揚,但韓國工人們仍被迫繼續在慘不忍睹的環境下勞動。 有組織的工人中積累的憤怒導致了民主勞總自下而上的激進化。2020年12月,民主勞總基層以選票否決了試圖與政府和資本家合作的前任主席,並以承諾通過組織總罷工來為工人爭取權益的梁京洙取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梁京洙是民主勞總首位身為臨時工的主席,而臨時工在韓國勞動人口中占41%左右。各界普便認為梁式代表著更年輕、更激進世代的韓國工人。 自從擔任領導以來,梁京洙對政府采取了更加激進的態度,組織了工人的抗議和集會,不顧政府以控制疫情為名,對公眾集會所實施的朝令夕改的和極度反民主的限制。當局隨後以直接鎮壓作為回應。今年9月2日,政府突襲了民主勞總的總部,並以違反《集會和示威法》和《傳染病控制和預防法》以及破壞交通的罪名逮捕了梁主席。 其他的工會領導層隨後呼吁今天舉行總罷工以示回應。簡而言之,大罷工反映了資本主義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越來越直接的對抗。 動員 民主勞總通過其在全國的14個總部為罷工進行動員。會員被指示從下午2點開始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而在首都首爾附近,如仁川或京畿道附近工作的會員,則需在首都會師,以顯示出巨大的力量。最後,全國各地將近有8萬名工人參加了抗議集會。 在較小的城市,參與者數以千計。在1980年光州起義的發源地光州,3000人聚集在市政廳前。在重要交通樞紐天安市,2000名工人走上街頭。在全國第三大城市大邱,有5000人參加了集會,而在第二大城市釜山,估計有10000人參加了罷工。 然而,這次總罷工的重心顯然在首爾。超過27,000名工人來到了西大門地鐵站前的繁忙的市中心十字路口。為了避免讓警察占得先機布置防線,工會只在集會時間前幾個小時才宣布實際的集會地點。數以萬計的工人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動員起來,證明了參與工人的熱情和自律。 雖然總罷工給韓國社會帶來了可感的衝擊波,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民主勞總實際上有潛力進行更大規模的動員。民主勞總擁有超過一百萬名會員,是韓國最大的工會。盡管涉及8萬人的全國性罷工遠遠大於近年來東亞地區的任何其他勞工鬥爭,但它仍然只代表了民主勞總所能動員的真正潛力的一小部分。 當局的嚴厲鎮壓和可憎話語 面對這些聚集了數千人的罷工集會,韓國警方爭先恐後地「執行防疫」,對工人的民主權利進行打擊。 在首爾,估計有16,000名警察被派去阻止民主勞總的集會。由於不知道集會將在哪裡舉行,警方只能憑猜測行事。大約500輛警用巴士被部署在從首爾廣場前的廣場酒店到光華門廣場的南北方向,以及從法定洞到救世軍中心的東西方向,安裝了十字形的汽車牆。警方還在光化門周圍建造了一道汽車牆,並在那裡部署了170個單位,盡管最後那裡離集會的實際地點相當遠。 在釜山,警方在主要地點部署了五個營的警力。一位警官表示:「在釜山,現在實施的社交距離第三階段禁止50人以上的集會,」並補充說,「我們將執行防疫措施,並嚴厲應對非法活動。」 現在,在大統領文在寅和韓國共同民主黨的「進步派」施政下,政府試圖將這次罷工描繪成一種非理性的行為,而不是工人捍衛自身利益的合理行動。荒謬的是,行政安全部長全海澈甚至試圖將工會描繪成阻止疫情結束的障礙: 「民主勞總的全國性罷工計劃可能會威脅到(全國)最近在艱難困苦之後一直在改善的疫情狀況,同時破壞在這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恢復正常的期望。」 而我們必須要問:誰應該對創造迫使工人疫情期間發動大規模抗議的環境負責?韓國工人有什麼「正常」可以期待恢復?為什麼會有人想回到多年來韓國的長工時、低工資和可怕的私有化住房和醫療環境中去? 但是,空話並不是韓國政府對工人全部對策。首爾地方警察廳已經立案調查集會的組織者和主要參與者。南韓政府對激進的工人進行無情鎮壓的歷史悠久。民主勞總必須准備好反擊。 階級獨立 這次全國性的動員是由工會召集的,是韓國工人階級對韓國資本主義造成的殘酷現實的憤怒的和自身階級力量的展示。這次總罷工主要的口號是:「粉碎不平等!」(불평등타파)和 「不平等,滾蛋!」(불평등OUT)。民主勞總領導層還提出了15項要求,總體上旨在實現以下三個目標。 廢除「非正常工作」(即福利很少或完全缺乏的兼職、臨時或合同工作),並將勞動保護擴大到所有工人。 在危機時期,給予工人權力決策經濟結構調整。 將關鍵行業國有化,將教育和住房等基本服務社會化。 馬克思主義者完全支持這些改革訴求,這些改革是韓國工人迫切需要的。另一方面,整個統治階級已經表明,他們對執行這些措施沒有興趣。無論是執政的自由派共同民主黨、還是在野的保守派的國民力量或其他任何一個小黨,全部都牢牢扎根於韓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之中,試圖維持現有的體制。除非他們的權力面臨政治挑戰,否則他們都不能被依賴,甚至不能被施壓,以執行有利於工人的政策。 因此,雖然民主勞總通過這次總罷工邁出了正確的第一步,作為階級力量和憤怒的展示,但他們需要通過他們在工會運動中的根基積極建立一個政黨。這個政黨不應該只是試圖改良韓國現有的資本主義體制,而應該以推翻它為目標,用一個工人政府來取代它,以便貫徹社會主義政綱。韓國工人和青年如果擺脫這個每天都在把他們的生活變成一場無休止的《魷魚游戲》的社會體制,那這就是唯一的辦法。 《火花》是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組織(IMT)的台灣網站。我們是一個為世界各地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組織。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理念並有興趣加入我們,可以填寫「加入我們」的表格,致信marxist.tw@gmail.com,或私訊「火花-台灣革命社會主義」臉頁,謝謝! 大一統理論/施百鴻表示:2021 年 10 月 22 日下午 2:14 支持韓國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回覆 Republished From: https://marxist.tw/south-korea-militant-national-strike-shows-anger-against-capitalist-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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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人權狀況備受挑戰(Human rights challenged in Sri Lanka)

﹝斯里蘭卡﹞(Samantha Rajapaksa)、﹝法國﹞斯坦·米勒(Stan Miller) 日土兀 譯 在斯里蘭卡,馬欣達·拉賈帕克薩任總理的極右政府無節制地鎮壓人民:泰米爾人、穆斯林、工會人士、為反對大學私有化鬥爭的學生等。斯坦·米勒採訪了薩曼塔·拉賈派克薩,一名流亡法國的斯里蘭卡激進左翼活動家。 在斯里蘭卡,民主權利處於怎麼的狀態? 自去年(2020年)起執政的政府正面臨一場經濟與公共衛生危機,利用種族主義和宗教歧視控制國民並隱瞞自身腐敗。這正是2009年屠殺了四萬名泰米爾人的政權,當時的國防部長正是現任總統。軍隊與僧伽羅人的種族主義政權仍然讚揚這場大屠殺。為推動其種族主義議程,政府資助像Galaboda Aththe Gnanasara Thero等兇殘的強硬派佛教僧侶。 總統、總理和數個部長形成了「家族獨裁」,他們在總統親戚之間挑選的、自命為法官的共謀下繞過了司法機關。這些法官組成了一個委員會管治國家,並隨意釋放了貪污腐敗的政客,部份像杜明達·席爾瓦(Duminda Silva)的政客更被指控犯下謀殺罪行。政府也設立了由五到六名高級警官組成的臨時委員會,監控傳媒和記者。 那對學生的鎮壓呢? 政府的目標是要把大學搞得像軍隊那樣。大學不再負責學生的入學申請,而是由軍事委員會負責,學生要接受軍訓。政府也希望把大學私有化,透過引進選拔制度和學費打破免費教育制度。學生正在與私有化鬥爭,數十名學生和工會人士更被投進監獄,不得保釋。總的而言,學生在政治化,並與工人階級展現團結,即使他們不完全對泰米爾問題有良好的了解。 那工會呢? 在1980年總罷工失敗以後,斯里蘭卡的工會運動衰落了。數以千人工人失去了工作,部分人被政府或僱主謀殺。1983年針對泰米爾人的暴動,被利用成為解散三個主要左翼政黨的理由。得益於左翼工會的衰弱,傳統資產階級政黨建立了自己的工會。有些工會仍然採取階級鬥爭的立場,例如是銀行僱員工會、教師暨碼頭工人工會,兩者組成了反私有化的共同陣線。去年,他們阻止了政府向印度出售科倫玻港的東碼頭。 泰米爾人又怎樣? 自2009年大屠殺以來,年輕的泰米爾人能離開的都走了。泰米爾人長期缺乏平等權利,他們多次起義只帶來形式上的進步。舉例說,憲法雖然承認泰米爾語為官方語言,泰米爾語仍被禁止在政府使用。過去數十年,僧伽羅人錯過了與泰米爾人團結的機會。2005年,出現了一次標誌性事件:屬於斯大林主義政黨的人民解放陣線(JVP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與現在的執政黨結盟。他們以社會主義之名幫助政府打擊泰米爾之虎,左翼在泰米爾人之間的聲譽明顯受挫。目前有數以千計的泰米爾人仍然在囚,他們家屬的正義無法伸張。 2021年10月15日 原文鏈接:https://socialistresurgence.org/2021/10/15/human-rights-challenged-in-sri-la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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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變革和工運前景

向青、林致良 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的重大特點之一,是它不僅結合著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深刻危機,而且結合著前所未有的自然環境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症肆虐的重大危機。至今,不但全球經濟大衰退尚未結束,而且大規模的群眾反政府行動,甚至是革命行動,正在許多國家之間蔓延,同時亦出現極右民粹崛起的現象。群眾的意識日益對一切傳統的政黨和政治思想疏離。這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宣傳和鼓動工作來說,是明顯有利又挑戰重重的新形勢。 目前的危機比過去任何一次都更鮮明顯示出整體資本主義制度的老朽和過時。儘管現在生產技術的進步一日千里,勝過過去任何時代,但是所迅速生產出來的巨大驚人的財富和種種奇妙的便利設備,却主要只供1%以下的人享受,並沒有真正普遍造福人民,沒有提高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素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各國曾有過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繁榮時期(後來被稱為黃金時代)。那時工人階級爭取到顯著的改良,普遍獲得了提高實際工資、縮短標準工時、改善工作環境、享有法定假期和各種社會保障等利益。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西方已經形成了極大的資本過度積累和產能過剩,開始進入經濟停滯、衰退或只能緩慢增長的時期了。工人階級受到資本家及其政府的猛烈攻擊,過去所得到的改良成果一步步被削減,工會的力量也大大衰落。此後就不論在經濟衰退還是景氣的時候,一般工人都工作越來越辛苦,職位越來越不穩固,工資收入的總額所佔國民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小了。由於政府盡力採取種種政策(例如極力促進信貸消費,加強軍火生產和某些服務性行業,全球化,發展虛擬經濟等)來阻止或挽救經濟下滑(比1930年代聰明多了),加上蘇聯、東歐以及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在1980年代裡自動向資本主義投降,給資產階級擴大了世界市場,所以一場足以和1929年相比的全球經濟大危機延遲到2008年才終於爆發。號稱奇蹟的東亞地區的經濟並未能逃避這危機的重大影響,更不能為這危機指點出路。因為這地區的經濟並沒有走上什麼新的發展道路,只不過被納入現有的跨國大資本所操控的國際生產鏈,尤其是承擔了較多的較低級的生產任務而已。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之下,挽救經濟危機的任何辦法都一定是加強壓榨工人的。有越多的生產任務在跨國資本安排之下從西方先進國家搬到東亞地區,結果全球工人所得的工資總數就越少,工人的生活就越痛苦。這情況雖然有助於提高資本的平均利潤率,也就是有助於眼前這次危機的復蘇,但是反過來也要讓新的、終歸是更嚴重的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更早出現。由此可見,無論說資本主義制度符合人類本性,或者說它的歷史進步作用(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至今尚未完成,都是根本錯誤的。上世紀那次大蕭條,實際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才結束的。當前這次大衰退未必會引發世界大戰,但也免不了還要延續很長的時間。因為作為它的根源的資本主義深刻的內在矛盾,一點也不比上世紀的大蕭條輕微。若想要它迅速結束,並且轉入一個相當穩定的繁榮期,必須在近期內出現劃時代的生產技術大創新,提供一個改造全球的生產設備的巨大再投資的機會,才有可能。但即使這個願望實現了,也決不表示更多、更可怕的經濟危機就不會再來了。況且,今天的全球自然環境,倘再一次遭受資本主義大繁榮所必然帶來的大破壞,要變成什麼樣子呢?那時人類的生活,恐怕就是給自己打造人間地獄了! 關於資本主義的歷史前途,早在19世紀的中葉,已經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並且不久成為工人運動中最重要的指導思想。1917年俄國工農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政府,強有力地証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同時讓各國革命者看到工農革命迅速向全世界擴展的光明前途,所以大家都渴望來向蘇俄學習。不幸,隨後歐洲幾個國家的革命都因為沒有勝任的政黨來擔任領導而未能成功,於是革命浪潮暫時低落。同時在蘇俄(後來擴大為蘇聯)國內,也讓革命後新生的官僚分子(以斯大林為最高領袖)在共產黨和蘇維埃裡都佔了上風。於是俄共黨和蘇維埃都一步步喪失掉原先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社會主義特色,變成了類似資產階級的政黨和政府、議會那樣的居高臨下對人民施行統治和欺騙的機構。共產國際也從世界革命的總參謀部變成蘇聯官僚對外政策的工具了。這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可以認定在1923年。此後,蘇聯官僚和共產國際就冒用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成功經驗的名義去對各國的工農運動,尤其是革命運動,加以誤導,甚至乾脆出賣,或者直接施行暴力鎮壓,成為甚至比資產階級的政府或政黨還更可怕的反革命勢力。同時蘇聯及其他共產黨國家國內的真實情況,也因官僚統治者的種種倒行逆施而越來越變成對世人最有說服力的反共宣傳畫。這股當初以蘇聯為中心而遍佈世界各國的反革命勢力,加上在共產國際和蘇聯解體後的所有繼承者,總稱號就是斯大林主義。斯大林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把馬克思主義曲解和醜化得最可怕的思想,而且是在好幾十年裡掌握着一個以上的國家權力的巨大物質力量。它在破壞工人革命的行動中,還時常得到本來與它正面敵對的資產階級政府有意無意的支持,更不用說各國社會民主黨有意無意的配合了,所以它盤踞在世界工人運動的一個領導位置上好幾十年都能抵擋住最優秀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如托洛茨基等人)的挑戰。現在,斯大林主義這個巨大的障礙物終於基本上消失了,自然有利於馬克思主義重新發揮對世界革命運動的領導作用。 早在1938年第四國際成立的時候,它所通過的《過渡綱領》已經指出;資本主義已經不容許再有重大改良了,而新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關鍵在於建立新的、勝任的工人階級的革命黨;沒有一個勝任的革命黨,就不可能讓革命群眾取得勝利。這個建黨的歷史任務至今尚未成功。不過,到了今天,這個任務真正是刻不容緩,而且條件更為成熟了。社會主義者看到,一方面革命的客觀條件的完全成熟而另一方面革命的主觀條件(有了真正的革命黨)的不成熟,兩者的矛盾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顯得那麼突出。因此,社會主義者應該堅持《過渡綱領》的中心思想,按它所指示的宣傳、鼓動和組織的方針奮鬥。 雖然《過渡綱領》已是八十多年前的文件,但它的中心思想在今天仍然完全正確,甚至比八十多年前更為切合實際。社會主義者應該看到,今天比過去任何時期更需要傳播革命思想,而且,事實上,願意聽取而更願意接受它的青年今天比過去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過渡綱領》當然需要補充婦女和生態等方面的內容以充實它,可是,《過渡綱領》內大多數具體的要求(細節和表述上自然可能要有些變動)都是很適合今天的需要的。 單看個別的訴求,確實不容易判斷它是否屬於過渡性要求(即過渡綱領的一部分),而整個過渡綱領必須顯示出建立勞動人民政府的目標。不過,在只提單一訴求的場合,社會主義者也有辦法使其發揮過渡性要求的作用。那就是:強調不要期待某個個別的訴求一定能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實現,說明只有勞動人民奪取到政權才可以保證其終於實現。 工運的低迷,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連曾經有過強大工運,甚至目前工會或勞工政黨的組織規模仍然相當龐大的先進國家,在大約近四十年來,工運的實力都大為低落了。其中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是兩方面。第一,二十世紀末期,現實的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所謂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慘遭巨大明顯的失敗(主要是那些所謂領袖們實行了無恥徹底的叛賣);第二,與此同時,世界資產階級卻積聚得到空前龐大的財富和階級鬥爭的政治經驗。前一因素使工人群眾幾乎完全喪失了鬥爭的自信心和政治的方向感;而後者把一切限於社會改良範圍內的鬥爭取得勝利的機會壓縮到幾乎等於零。如果社會主義者能夠這樣正確認識到現在工運低沉的主要原因,自然就會看清楚:工運能否真正復興,而且走上最後成功之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真正由勞動人民掌握的政權,一步步進行全方位的徹底造,最後實現沒有階級的平等新社會),關鍵在於能否促成群眾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革命的真義,並且重建為此奮鬥的決心和取勝的自信心。必須強調:工人決不是客觀上的弱勢群體,工人只要獲得階級自覺,認識到真正的出路何在,就會把本身所向無敵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不僅能解放自己,而且能解放全人類。反過來,只有認識到自己真正的出路何在,工人才能夠表現出最強者的本來形象,才能夠在任何層面的工運中都取得真實的成果。 在當前這個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要想一般地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已經不能只靠經濟鬥爭(即工人集體對雇主的鬥爭),而必須進行社會革命(首先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對於那些為固定雇主打工的人來說,如果他們能夠組織起來,向雇主堅決鬥爭,還有時可能爭取到少許暫時的改良。至於那些freelancers, 由於他們根本沒有固定的雇主,所以無法用同樣的方法爭取工作條件(即雇用條件)的改善,連建立類似工會的自己的組織都格外困難。 到了今天,如上所說,工會運動只要還得不到社會主義革命政治的指導,它的總趨勢只能是走下坡。至於所謂工會運動獲得正確的政治指導,不一定是獲得一個成熟的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也有可能只是得到一個小小但正確的政治核心來領導。總而言之,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要從頭起就在工會裡積極進行政治教育工作。 工人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互相結合,是應該也重要的。但這方面的重要性,與正確政治領導的重要性簡直不能比。可以說:只要工運有了正確政治路線來領導,它自然會積極爭取其他社會運動互相合作;但如果工運和其他社運大家都沒有得到正確政治領導,都只是改良主義的運動(如果更壞就不用說了),光靠彼此密切合作,也很難從中產生出革命路線來。如果連直接爭取本身眼前利益的運動(工運)都不能吸引工人熱心參加,你怎能希望工人去熱心參加其他群體的社會運動呢? 因此,社會主義者今天最重要的工作,是利用一切機會去宣傳社會主義革命,讓人們了解它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可能性。雖然開始只有很少數人能夠明白和接受這種道理,但人數以後會逐步增加。不要以為,只有到了一般低層面的工會運動有了相當巨大的發展之後,才可能(或適宜)進入政治層面的工運。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不但從理論上看是錯的,而且與歷史經驗不符。大多數國家曾經有過的工會運動的盛大發展,都是因為得到明確的政治推動的結果。其實,在至今還沒有出現壯大的工會運動的地區,將來完全有可能是(甚至多半會)工人革命黨和工人代表會(蘇維埃)的發展跑在工會的前頭。 2021年10月9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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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宣布解散

中大學生會今早發表解散聲明,指就校方獨立註冊要求徵詢法律意見後,認為學生會「不需要」獨立註冊,並面對「難以自處的兩難」,因此召開學生會聯席會議,接納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及解散中大學生會之議案。 聲明並未交代學生會屬會與其他中央組織、書院學生會於中大學生會解散後地位與去向。 聲明內容如下: 半世紀以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與全體師生風雨同行,共同成長。作為校園內唯一獲全體同學民意授權之代表機構,學生會於一九七一年由新亞、祟基、聯合三所書院之學生代表共同創立。多年來,學生會堅持民主自治、員生共治與書院聯邦之精神,為同學、為大眾謀福祉。 一直以來,作為中文大學一員,我們與校方關係雖時有張馳,仍有溝通之道。即使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校方依然承認學生會在校內合法地位。然而,自今年二月以來,校方宣佈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並要求我們向政府獨立註冊,自行承擔法律責任。對此,學生會曾徵詢專業法律意見,大律師建議學生會「不需要」獨立註冊。若順應法律意見,學生會五十年之歷史恐終於此朝;否之,我們則難以自處的兩難。 有鑑於此,為同學最大利益著想,我們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日召開學生會聯席會議,接納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及解散中大學生會之議案。自此,歷五十一屆,堅持由民主程序產生的中大學生會,成為歷史。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感謝中大同學及社會各界多年來與我們同行。中大學生會雖已解散,但中大人仍在。 諸君珍重,有緣再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中大學生報#校園新聞#中大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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