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简介

向 青 资本主义制度促成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空前迅速而盛大的发展,使文明进步到过去无法想象的程度,但同时也使贫富悬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还屡次带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等重大的社会灾难。马克思主义早已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但必然不断壮大起来,而且会一步步达到充分的阶级觉悟,了解到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 从1917年起,这种革命真的在一些国家里开始实现了。不过,它至今还没有达到最后的成功,在有些国家甚至还造成很悲惨的后果。反过来,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的下半期却享受了长久的经济繁荣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结果,在最近这十几年里,社会主义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人心背弃,而资本主义却好像能够长生不死,还可以不断改良。 但是,六十多年未见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现在又露面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向来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最明显也最残酷的两大灾祸。至今它又酿成了一种更可怕的新的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已经快要达到使人类文明(甚至是人类本身)无法生存下去的程度了。于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可能和必要,重新成为很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号称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和制度,有许多种类。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那一种。但是,可以算是属于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也有许多种类。其中现在通常称之为共产主义或马列(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一种,在我看来,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可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名称当之而无愧。共产主义的政党曾经在俄罗斯和中国等十几个国家取得政权,但是它们并没有成功实现共产主义,而且早已严重分裂,其中许多还堕落变质了。现在仍然自认共产主义的组织和人物,互相之间,在思想和实际行动上有重大的分歧,甚至会互相激烈斗争。这些重大的分歧,并非完全是由于人们对于前辈大师的言行难免各有不同的观点和了解而产生出来,有不少其实是有人对传统故意曲解或捏造的结果。我现在打算介绍和谈论的社会主义,当然只能主要是我所了解和接受的那一种。 关于将来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大概要经过怎样的过程才能建立成功,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可以简述如下: 一,生产者自由联合的新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后所建立的新制度,是生产者自由联合的新社会。这种社会在经济和文化水平上都高于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剥削和社会压迫,人人平等而且能够自由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包括阶级斗争的经验)所推想出来的新社会,大致跟18-19世纪那些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理想中那种平等而和谐的新社会相符。 但是马恩认为,未来出现的这种新社会的具体形态,不可能是按照某位思想家或者革命家认为最合理的、事先设计好的蓝图来建造起来的,只能由群众本身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根据本身的需要和当时的环境逐步设计和建造出来。而整个过程大概相当漫长而曲折,其中一定会有错误和修正。所以他们避免对那未来的新社会作详细的描述。 二,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基本特征 成功建立起来的这种生产者自由联合的新社会,又名社会主义社会,是未来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它已经实现了全部物质生产的彻底社会化。那时,生产资料已经完全归于整个社会公有,即全民所有。人人都是平等而自由的生产者,各自按照在社会需要的工作中所贡献的劳动量的大小而领取工资。生产力发展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直接为满足全民平等的合理生活需要而生产。那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将是安稳而俭朴的,注重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真正改善,不会无止境地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更戒除了浪费和奢侈的恶习。人类的进取心将表现在科学研究、文兿工作、和向自然灾害(包括瘟疫)斗争等方面。 只有已经具备了上述种种特征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达到上述标准,但是已经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开始并且继续朝向上述目标进行社会改造和建设,可以算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也就是过渡社会。但是,必须达到了上述的标准,才算是实现了社会主义。 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 社会主义新社会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必须首先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由这个政权主持一步步消灭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压迫,同时负责保证人人都有足以维生的工作,而且尽力使人人都有相当体面的的生活,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则一步步缩小。要剥夺地主和资本家所占有的土地和资本,使他们丧失原有的阶级地位和大量财富,必须劳动谋生。工人阶级则变成了国家和国有财产的集体主人,工作日一步步缩短,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一步步提高,在生产单位和全社会的平面上都担任管理的工作,所以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了。农村和城镇的个体生产者都在国家帮助下一步步自愿地联合起来成为集体生产者,然后再转化成为国营企业的工人,或者直接变成国营企业的工人。这样,小资产阶级也可以消失了。农业和工业、乡村和城镇之间的差别都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由于性别、种族、民族、信仰等等差别而产生的歧视和压迫,也都要一步步消灭。 这整个历史阶段,从无产阶级政权的成立一直到阶级差别完全消灭,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四,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所建立的新国家权力(即无产阶级专政,或称为社会主义政权)一开始就跟以往一切政权根本不同。它是大多数人(劳动人民)用来镇压少数人(剥削者和一切旧统治者的残余)的权力,所以一开始它的民主程度就比资本主义时代的代议民主制更高,往后还要继续提高,尽力设法使全体劳动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它要废除高高在上的特权官僚集团,要使一切公务员的工资都和普通工人平等。公务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罢免,或者由人民轮流担任。逐步废除职业性的军队和警察,改由全体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轮流服役。 所以,社会主义的国家从头起就不是本来意义的国家,而是一成立就开始逐步消亡的国家(国家本来是剥削阶级用来压迫大多数人民,企图永久维持本身的统治地位的工具)。 五,官僚专政的变态工人国家 根据上述的标准,可以看出:苏联、中国、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从来没有实现过社会主义。在1923年以前(即列宁领导时期)的苏联,可算是已经开始并且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那时所实行的政策,在原则和整体方向上是朝着社会主义前进的。以后的苏联(堕落后的苏联)和后来所有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等)都是,严格地说,连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也还没有达到。因为,它们虽然已经向社会主义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已经铲除了地主和资产阶级,建立了工人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因而可以算是工人(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它们并没有继续向社会主义主义前进。相反,它们的政治制度并不符合上述正常的工人政权的标准:政权并不是掌握在工人的手中,只是在反资本义的官僚集团手中。那特权官僚层所一贯实行的政策,在整体上是根本不允许社会主义实现的。他们路线的反社会主义性质,最明显地表现在坚持一党专政的立场上。一党专政是维护少数人(即一个党,主要是党内的寡头,甚至实际上只是党魁一人)的特权的制度,根本违反社会主义政权的民主原则,与国家的消亡背道而驰。而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权,就根本不可能让社会主义实现。 所以托洛茨基(与列宁齐名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不但反对把堕落后的苏联社会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反对称它为过渡社会。托派(即托洛茨基派社会主义者)把堕落后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类的国家称为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把它们那种社会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充满严重矛盾的不稳定的社会,表示它们虽然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却受着骑在工人阶级头上的、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官僚特权层统治。 实际经验证明,工人阶级在这种反动官僚统治下所受的压迫,有时比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更厉害。当时的苏联和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有的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如生产力的增长),有的却反其道而行(如社会不平等和官僚专制都越来越厉害);而整体看来,是并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 六,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时代,由于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劳动者,都是为整个社会同时也是为自己而生产,而且怎样生产也由群众自己民主决定,所以人们对生产工作的态度一定是前所未有那么积极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一定比资本主义时代更快,不久就可以达到物资供应非常丰足的境地,令人人都感觉到生活有充分的保障,而工作日则大大缩短了。这种制度同时也逐步扩大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让人人都有能力担任多种不同性质的工作,并且有充分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变换工作。所以人们逐渐不再把工作当作劳苦的负担和谋生的手段,反而当作生活上自然的需要和情趣。 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从头起就没有了个人之间普遍的生存竞争的现象,而其它的个人利益冲突也随之大大减少,并且继续减少。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社会改造的继续发展,人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面貌也将变得跟资本主义时代大大不同,再没有那种损人利己、嫉妒、好胜等狭窄自私的弱点了。最后,到了社会改造和人的心理改造都完成的时候,就不但再没有镇压敌对阶级的需要,连保存一种强制性的机构用来调节个人之间的冲突也不需要了。这时,一向称为国家的社会公权力,就没有了对人统治(让一部份人去统治其它人)的作用,只剩下对物管理和对生产事业领导的作用。于是官僚、军队、警察等专门用来统治人的机构就可以完全取消,国家彻底消亡,人类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了。…

Loading

View More 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简介

官僚社会主义的崩溃与世界革命前途

向 青 1989年开始的变态工人国家的迅速崩溃,标识着那个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后堕落为基调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新的较健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即将开始。现在的世界正处于从第一个革命长波转向第二个革命长波的过渡时期,群众运动比较低落。但这这个比较沉静的过渡时期一定是很短暂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尽管它战胜了工人国家的官僚政权而暂时洋洋得意)根本不是人类的出路,它正在急速加深全世界群众的困苦,而第二次大战后没有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曾经遭受可比拟于三十年代在德国和西班牙那样的溃败,所以群众斗争不久必将有重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先锋份子(首先是托派)的努力参与之下,群众大有机会在短期或中期(5-10年)之内重新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因而宣告新的革命高潮正式开始。反过来,如果再过20年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新的胜利或显着的高潮,恐怕人类文明已经面临毁灭了,如果不是已经毁灭的话。所以,今天的世界形势,在本质上和二战前夕是一样的: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性危机。托派,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先锋分子里面最有传统的一翼,自然要具体分析今天形势的一切新的方面,要根据新的形势灵活运用策略,但同样也要坚持传统的基本立场,发挥我们固有的优点。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应该知道,从现在起,才是托派真正有效地影响历史进程的时代。 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长波(1917-89)其中最重大的事件, 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不久后的堕落,这而个因素(尤其是后者)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实际影响大大超过托派原先所估计的程度。这就是托派至今未能实际影响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这同时表面上(仅仅表面上)证明托派过去对世界革命前景的乐观预测不正确。但托派的长处恰恰在于他们真正了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堕落的意义,而且根据这种了解提出正确的革命纲领。托派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根据最近几十年的经验来补充和刷新当初主要由托洛茨基本人所做出的理论和纲领(包括改正一些误解),而不是作任何基本的改变(基本的改变必然是脱离革命立场)。 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 如果看不出或者不了解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阶级性质已经改变,我们就不能正确了解世界形势最近最重大的改变是在哪方面。这种错误在理论上的根源, 在于欠缺正确的「工人国家」概念。 工人国家,尤其是堕落和变态的工人国家,是托派理论中最有特色的头等重要的一个概念。但在自己承认为托派的人士中,对它的了解和解释一直有不小的分歧,并且以此为基础产生出重大的政治分歧和组织对抗。今天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并未过时。它仍旧是了解目前世界形势和革命出路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在托派队伍中,今天仍旧需要,或不如说更加迫切需要,澄清种种误解。 工人国家是个政治概念,作为一个含意最广泛、最宽松的名词,它所指的是为工人阶级(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或任何剥削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国家具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程度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不仅允许而且积极地鼓励和帮助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它从头起就使国家的压迫作用逐渐消失。这时所存在的是正常(健全)的工人国家。但在变态的情况下,政治权力实际上操在官僚的手中,不过这个官僚统治层基本上保卫着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即保卫着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有时这种制度原本就是在官僚指挥下建立起来的),尽管在客观上又不断败坏着它。这时的工人国家是个变态的工人国家。在变态的工人国家里,官僚的阶级性质是两重性的。从官僚仍旧保卫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制度这方面看来,它是为工人阶级服务,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官僚。从它剥夺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力,阻挡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方面看来,它又是反工人阶级,客观上为世界资产阶级服务的。 根据上述的工人国家概念,我们应该了解,只要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层已经确定地采取了恢复资本主义的路线,它就不再是为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不能算是工人阶级的官僚了。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也根本改变,成为资产阶级国家了。至于这时原有的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制度的废弃尚未完成,本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尚未成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尚未正常,等等,统统不能改变整个国家机器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性这个事实。 至于怎样判断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政权已经确定地采取资本主义复辟路线,我们认为,可以说,全面的市场经济路线就是复辟路线。因为全面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基本上靠市场、靠各个企业单位的盈利大小来实现调节的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尽管会多多少少有些「计划」。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是反科学的杜撰而已。按照这个准则,中国(最迟在1988年)和苏联(最迟1990)都已经转变为资产阶国家了。 想准确定地找出每一个国家的质变点,需要很具体地研究有关的实际情况,这方面自然大有争论的余地。但到了现在,毫无疑问,中国、苏联和所有东欧的原工人国家都早已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了。至于那种一方面认为中国等国的政权已经确定地采取了复辟主义的路线,又说这些国家仍旧是工人国家,那是理论上自相矛盾的说法。 在工人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复辟过程中,通常都是国家权力的转移在先,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滞后。前者通常有明显的跳跃性的转变,后者显出较大的连续性。但在中国和苏联的例子中,因为是由原先的官僚统治层自己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改变阶级立场)的,所以连国家权力的质变点也不易准确地断定。但这仍是可以做到的。 托洛茨基早已很清楚地指出过工人国家官僚统治层的两重性。有人以为官僚永远不得不保卫国有财产作为其生存基础,结果不但不能及时看出官僚自己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向,连国家性质已经完成转变的事实都迟迟未能认识。反过来,那些误以为官僚从来都是世界资产阶级的盟友的见解,等于说过去长期的冷战根本是骗人的把戏,而且抹煞了冷战结束前后整个国际形势的重大分别。 有人根据中国仍旧保持着很大部份的国有财产这个事实,就认为中共政权仍是工人国家里的官僚政权。他们忽视了一种事实: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比较落后的,也可以有大到一半以上的工商企业属于国有,例如过去埃及和缅甸的例子。只有工商企业以及土地的全部国有制,才和资产阶级国家不相容。现在中国不但已经允许不少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合法存在,而且仍属国有的企业也正在全面转向所谓市场导向的经营方式,所有权也在全面地股份化,所以连国有企业本身也资本主义化了。 现在苏联和中国的官僚统治者对资本家仍有诸多干扰和侵犯,未能保证私人资本最自由、最顺利的发展,但这点也不能否定苏联等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不得不依赖一个恶仆来为它服务,是很平常的现象。只要官僚统治集团不再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同时允许私人资本重新滋生,它就不再是工人国家的官僚,而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了。 在现实的情况下,中国所需要的就不仅是政治革命,以及经济体制的局部修正,而是需要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重建本质上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只让市场起局部的调节作用,同时停止国有企业股份化的取向,重新严限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更要建立工人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宰制权——总而言之,还需要社会革命,至少是补充性的社会革命(由于过去革命的社会经济成果还没有完全废除,所以只是补充性的,而不是从头再来一次的)。 工人国家是否已经变质的问题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有重大的实际政治意义。一般来说,这直接关系到保卫工人国家的政治立场。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两个政权开战的态度。我们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权已变质为资产阶级政权,其阶级本质同台湾的政权一样。在现实政治条件下,我们明确地反对它用武力去统一台湾,而支持台湾的武力自卫。如果认为中国大陆仍是变态的工人国家,上述立场就根本错误了。此外,如肯定中共已变质,在辩护社会主义路线的宣传中就方便得多,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拒绝为该国采取复辟路线以来的任何坏现象负连带责任,又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出路。反之,倘若继续承认中国大陆是工人国家,这种理论只能令群众觉得托派好像说着外星人的语言。 复辟的辩证意义 有些托派对苏联和东欧的演变(以及以此为关键的整个世界形势)的评估,一直是偏于悲观。它认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力量不断被削弱,短期和中期内不但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连工人群众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纲领都不可能。 这种错误见解的社会根源显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压力,而理论根源则是对苏联官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了解不足,也就是对这方面的托派传统理论把握得不紧。 五十多年前托洛茨基已经清楚指出:苏联官僚已经确定地背叛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它对社会主义方向早已不提出什么主观的保证了;它出于本性的历史倾向,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当时它还没有去推翻国有财产制度,只因为害怕工人阶级。但是苏联官僚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只是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一个特权等级,一个毒瘤。它不能创造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它的统治期不能像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那样延续成为整个历史时代。不久,它若不被工人革命推翻,就一定向资本主义投降。现在苏联官僚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预见。如果官僚一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或者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同盟者,现在官僚之投向资产阶级,自然表示工人阶级的力量削弱了。但是官僚之背叛工人阶级,并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那背叛早在六十多年前已经实现了。而现在官僚所发动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是兵强马壮、气势如虹的对工人的进政,而是官僚本身陷于穷途末路而转向过去的竞争对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求救的卑怯行为。工人阶级虽然遭受到新的进攻,却并没有被征服,甚至还没有打过一场大败仗,并没有进一步丧失实力,反而比过去多了一点政治自由和独立的组织——虽然只是一点,毕竟是多了,而不是少了。至于群众物质生活的恶化,这在深刻社会危机的时刻,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不一定是消极的因素,大有可能成为促进革命发展的积极因素。在苏联和东欧,崩溃、瓦解的是原先的官僚统治机构,并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权力机构。统治机构的瓦解,对于被统治者是有利因素,而非不利因素。工人阶级方面只是觉悟和实力的发展还太慢,太不够,而不是进一步削弱。 苏联和所有现存的或原先的工人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在客观形势压迫下探索出路。由于太长期的官僚极权统治,工人思想的迷惘程度超过革命者过去的预料,今天他们必须像小孩一样从头学步。但传统托派思想最懂得历史发展会在长期停滞后发生飞跃,托派全部理论和政纲的本质就是揭示飞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且促成它们的实现。断言革命胜利甚至连革命纲领被群众接受都在短期和中期内不可能,这根本违背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在客权现实中也没有根据。 古巴 过去有些托派一直反对在古巴提出政治革命的口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既然古巴共产党长期坚持一党专政的原则,压制工人群众独立组织以及其它正常的政治自由,在古共党内也没有正常的派别自由,同时古共长期间犯过许多重大的政治错误,既然这样,工人阶级就不应该放弃政治革命的权利,不应该把废除一党专政这个重大任务推给那个坚决反对它的古巴共产党。我们认为:七十多年的所有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病态,应该足够让我们定出一个原则立场,凡是从原则上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据此以剥夺劳动人民的政治自由的国家,都应该提出政治革命的口号。我们认为1923-33年期间托派仍寄望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改良,不提政治革命口号,只是一个特例,不能成为典范。况且,后来没有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有布尔什维克党那么优良的革命传统,包括国际主义的传统。所以用当初对待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对待其它共产党,是不恰当的。附带声明,提出政治革命的口号,不等于绝对否定以后有可能过经和平改良而全面消除那个工人国家的一切变态,只表示我们不再把全面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和平改良上面而已。这情况好比我们认为原则上必须用暴力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不表示绝无可能有个别的例外情形。 官僚社会主义 过去托派并没有一个专门名词用来称呼在官僚极权统治下的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套社会制度,或者专门用来称呼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工人国家」只能指政治(国家)机构,不能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统治的官僚层自己使用着一个名词,就是社会主义。但在我们看来这显然是骗人的。近年相当流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名词。这也并不能解决问题。不但「现实存在的」并非一个明确的定性的形容词,而且自从1989年以来,许多曾经是「现实存在的」已经变成仅是过去存在的了。至于「指令经济」,不但只限于经济方面,而且光指出了单一方面而且纯属贬义的特性(指令)。所以,一方面,为了仔细检讨几十年的工人国家的经验,很需要有一个名词用来指这个介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整套充满矛盾的制度;另方面又简直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恰当的名词(「过渡社会」或「过渡制度」也显然不恰当,这点托洛茨基详细谈过)。比较起来,我们觉得,「官僚社会主义」这名词的好处多一点。它最容易解释清楚,容易让人看出它与官僚自己所用名称的区别,因而也最方便用在反对官僚立场的言辞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在香港和其它的华人面前使用这名词五年以上,没有发现什么不良的效果。最近我们发现有些国际文件中也开始使用它。因此这文章的题目里也使用了它。…

Loading

View More 官僚社会主义的崩溃与世界革命前途

韓國:激進的全國罷工凸顯工人對資本建制的憤怒

021 年 10 月 21 日朴誠陽 10月20日,南韓的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民主勞總,KCTU)的8萬多名成員響應領導層的號召,在全國14個地區走上街頭。更有5萬名工人於當日下午2點停止工作,離開崗位。(按:本文原文發表於2021年10月20日。譯者:李小寶家的狗) 參加罷工的工人來自民主勞總旗下的所有行業工會。金屬工人、建築工人、非正規學校工人,以及服務和醫療工作者和其他人在他們的工作場所和街道上並肩作戰。 韓國工運的激進化 民主勞總召集了這次全國性的罷工,以顯示韓國工人對整個資本主義建制和所有政黨的深深憤怒。雖然南韓政府對的疫情處理在國際上受到贊揚,但韓國工人們仍被迫繼續在慘不忍睹的環境下勞動。 有組織的工人中積累的憤怒導致了民主勞總自下而上的激進化。2020年12月,民主勞總基層以選票否決了試圖與政府和資本家合作的前任主席,並以承諾通過組織總罷工來為工人爭取權益的梁京洙取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梁京洙是民主勞總首位身為臨時工的主席,而臨時工在韓國勞動人口中占41%左右。各界普便認為梁式代表著更年輕、更激進世代的韓國工人。 自從擔任領導以來,梁京洙對政府采取了更加激進的態度,組織了工人的抗議和集會,不顧政府以控制疫情為名,對公眾集會所實施的朝令夕改的和極度反民主的限制。當局隨後以直接鎮壓作為回應。今年9月2日,政府突襲了民主勞總的總部,並以違反《集會和示威法》和《傳染病控制和預防法》以及破壞交通的罪名逮捕了梁主席。 其他的工會領導層隨後呼吁今天舉行總罷工以示回應。簡而言之,大罷工反映了資本主義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越來越直接的對抗。 動員 民主勞總通過其在全國的14個總部為罷工進行動員。會員被指示從下午2點開始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而在首都首爾附近,如仁川或京畿道附近工作的會員,則需在首都會師,以顯示出巨大的力量。最後,全國各地將近有8萬名工人參加了抗議集會。 在較小的城市,參與者數以千計。在1980年光州起義的發源地光州,3000人聚集在市政廳前。在重要交通樞紐天安市,2000名工人走上街頭。在全國第三大城市大邱,有5000人參加了集會,而在第二大城市釜山,估計有10000人參加了罷工。 然而,這次總罷工的重心顯然在首爾。超過27,000名工人來到了西大門地鐵站前的繁忙的市中心十字路口。為了避免讓警察占得先機布置防線,工會只在集會時間前幾個小時才宣布實際的集會地點。數以萬計的工人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動員起來,證明了參與工人的熱情和自律。 雖然總罷工給韓國社會帶來了可感的衝擊波,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民主勞總實際上有潛力進行更大規模的動員。民主勞總擁有超過一百萬名會員,是韓國最大的工會。盡管涉及8萬人的全國性罷工遠遠大於近年來東亞地區的任何其他勞工鬥爭,但它仍然只代表了民主勞總所能動員的真正潛力的一小部分。 當局的嚴厲鎮壓和可憎話語 面對這些聚集了數千人的罷工集會,韓國警方爭先恐後地「執行防疫」,對工人的民主權利進行打擊。 在首爾,估計有16,000名警察被派去阻止民主勞總的集會。由於不知道集會將在哪裡舉行,警方只能憑猜測行事。大約500輛警用巴士被部署在從首爾廣場前的廣場酒店到光華門廣場的南北方向,以及從法定洞到救世軍中心的東西方向,安裝了十字形的汽車牆。警方還在光化門周圍建造了一道汽車牆,並在那裡部署了170個單位,盡管最後那裡離集會的實際地點相當遠。 在釜山,警方在主要地點部署了五個營的警力。一位警官表示:「在釜山,現在實施的社交距離第三階段禁止50人以上的集會,」並補充說,「我們將執行防疫措施,並嚴厲應對非法活動。」 現在,在大統領文在寅和韓國共同民主黨的「進步派」施政下,政府試圖將這次罷工描繪成一種非理性的行為,而不是工人捍衛自身利益的合理行動。荒謬的是,行政安全部長全海澈甚至試圖將工會描繪成阻止疫情結束的障礙: 「民主勞總的全國性罷工計劃可能會威脅到(全國)最近在艱難困苦之後一直在改善的疫情狀況,同時破壞在這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恢復正常的期望。」 而我們必須要問:誰應該對創造迫使工人疫情期間發動大規模抗議的環境負責?韓國工人有什麼「正常」可以期待恢復?為什麼會有人想回到多年來韓國的長工時、低工資和可怕的私有化住房和醫療環境中去?…

Loading

View More 韓國:激進的全國罷工凸顯工人對資本建制的憤怒

斯里蘭卡人權狀況備受挑戰(Human rights challenged in Sri Lanka)

﹝斯里蘭卡﹞(Samantha Rajapaksa)、﹝法國﹞斯坦·米勒(Stan Miller) 日土兀 譯 在斯里蘭卡,馬欣達·拉賈帕克薩任總理的極右政府無節制地鎮壓人民:泰米爾人、穆斯林、工會人士、為反對大學私有化鬥爭的學生等。斯坦·米勒採訪了薩曼塔·拉賈派克薩,一名流亡法國的斯里蘭卡激進左翼活動家。 在斯里蘭卡,民主權利處於怎麼的狀態? 自去年(2020年)起執政的政府正面臨一場經濟與公共衛生危機,利用種族主義和宗教歧視控制國民並隱瞞自身腐敗。這正是2009年屠殺了四萬名泰米爾人的政權,當時的國防部長正是現任總統。軍隊與僧伽羅人的種族主義政權仍然讚揚這場大屠殺。為推動其種族主義議程,政府資助像Galaboda Aththe Gnanasara Thero等兇殘的強硬派佛教僧侶。 總統、總理和數個部長形成了「家族獨裁」,他們在總統親戚之間挑選的、自命為法官的共謀下繞過了司法機關。這些法官組成了一個委員會管治國家,並隨意釋放了貪污腐敗的政客,部份像杜明達·席爾瓦(Duminda Silva)的政客更被指控犯下謀殺罪行。政府也設立了由五到六名高級警官組成的臨時委員會,監控傳媒和記者。 那對學生的鎮壓呢? 政府的目標是要把大學搞得像軍隊那樣。大學不再負責學生的入學申請,而是由軍事委員會負責,學生要接受軍訓。政府也希望把大學私有化,透過引進選拔制度和學費打破免費教育制度。學生正在與私有化鬥爭,數十名學生和工會人士更被投進監獄,不得保釋。總的而言,學生在政治化,並與工人階級展現團結,即使他們不完全對泰米爾問題有良好的了解。 那工會呢? 在1980年總罷工失敗以後,斯里蘭卡的工會運動衰落了。數以千人工人失去了工作,部分人被政府或僱主謀殺。1983年針對泰米爾人的暴動,被利用成為解散三個主要左翼政黨的理由。得益於左翼工會的衰弱,傳統資產階級政黨建立了自己的工會。有些工會仍然採取階級鬥爭的立場,例如是銀行僱員工會、教師暨碼頭工人工會,兩者組成了反私有化的共同陣線。去年,他們阻止了政府向印度出售科倫玻港的東碼頭。 泰米爾人又怎樣? 自2009年大屠殺以來,年輕的泰米爾人能離開的都走了。泰米爾人長期缺乏平等權利,他們多次起義只帶來形式上的進步。舉例說,憲法雖然承認泰米爾語為官方語言,泰米爾語仍被禁止在政府使用。過去數十年,僧伽羅人錯過了與泰米爾人團結的機會。2005年,出現了一次標誌性事件:屬於斯大林主義政黨的人民解放陣線(JVP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與現在的執政黨結盟。他們以社會主義之名幫助政府打擊泰米爾之虎,左翼在泰米爾人之間的聲譽明顯受挫。目前有數以千計的泰米爾人仍然在囚,他們家屬的正義無法伸張。 2021年10月15日 原文鏈接:https://socialistresurgence.org/2021/10/15/human-rights-challenged-in-sri-lanka/

Loading

View More 斯里蘭卡人權狀況備受挑戰(Human rights challenged in Sri Lanka)

社會主義變革和工運前景

向青、林致良 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的重大特點之一,是它不僅結合著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深刻危機,而且結合著前所未有的自然環境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症肆虐的重大危機。至今,不但全球經濟大衰退尚未結束,而且大規模的群眾反政府行動,甚至是革命行動,正在許多國家之間蔓延,同時亦出現極右民粹崛起的現象。群眾的意識日益對一切傳統的政黨和政治思想疏離。這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宣傳和鼓動工作來說,是明顯有利又挑戰重重的新形勢。 目前的危機比過去任何一次都更鮮明顯示出整體資本主義制度的老朽和過時。儘管現在生產技術的進步一日千里,勝過過去任何時代,但是所迅速生產出來的巨大驚人的財富和種種奇妙的便利設備,却主要只供1%以下的人享受,並沒有真正普遍造福人民,沒有提高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素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各國曾有過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繁榮時期(後來被稱為黃金時代)。那時工人階級爭取到顯著的改良,普遍獲得了提高實際工資、縮短標準工時、改善工作環境、享有法定假期和各種社會保障等利益。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西方已經形成了極大的資本過度積累和產能過剩,開始進入經濟停滯、衰退或只能緩慢增長的時期了。工人階級受到資本家及其政府的猛烈攻擊,過去所得到的改良成果一步步被削減,工會的力量也大大衰落。此後就不論在經濟衰退還是景氣的時候,一般工人都工作越來越辛苦,職位越來越不穩固,工資收入的總額所佔國民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小了。由於政府盡力採取種種政策(例如極力促進信貸消費,加強軍火生產和某些服務性行業,全球化,發展虛擬經濟等)來阻止或挽救經濟下滑(比1930年代聰明多了),加上蘇聯、東歐以及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在1980年代裡自動向資本主義投降,給資產階級擴大了世界市場,所以一場足以和1929年相比的全球經濟大危機延遲到2008年才終於爆發。號稱奇蹟的東亞地區的經濟並未能逃避這危機的重大影響,更不能為這危機指點出路。因為這地區的經濟並沒有走上什麼新的發展道路,只不過被納入現有的跨國大資本所操控的國際生產鏈,尤其是承擔了較多的較低級的生產任務而已。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之下,挽救經濟危機的任何辦法都一定是加強壓榨工人的。有越多的生產任務在跨國資本安排之下從西方先進國家搬到東亞地區,結果全球工人所得的工資總數就越少,工人的生活就越痛苦。這情況雖然有助於提高資本的平均利潤率,也就是有助於眼前這次危機的復蘇,但是反過來也要讓新的、終歸是更嚴重的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更早出現。由此可見,無論說資本主義制度符合人類本性,或者說它的歷史進步作用(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至今尚未完成,都是根本錯誤的。上世紀那次大蕭條,實際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才結束的。當前這次大衰退未必會引發世界大戰,但也免不了還要延續很長的時間。因為作為它的根源的資本主義深刻的內在矛盾,一點也不比上世紀的大蕭條輕微。若想要它迅速結束,並且轉入一個相當穩定的繁榮期,必須在近期內出現劃時代的生產技術大創新,提供一個改造全球的生產設備的巨大再投資的機會,才有可能。但即使這個願望實現了,也決不表示更多、更可怕的經濟危機就不會再來了。況且,今天的全球自然環境,倘再一次遭受資本主義大繁榮所必然帶來的大破壞,要變成什麼樣子呢?那時人類的生活,恐怕就是給自己打造人間地獄了! 關於資本主義的歷史前途,早在19世紀的中葉,已經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並且不久成為工人運動中最重要的指導思想。1917年俄國工農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政府,強有力地証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同時讓各國革命者看到工農革命迅速向全世界擴展的光明前途,所以大家都渴望來向蘇俄學習。不幸,隨後歐洲幾個國家的革命都因為沒有勝任的政黨來擔任領導而未能成功,於是革命浪潮暫時低落。同時在蘇俄(後來擴大為蘇聯)國內,也讓革命後新生的官僚分子(以斯大林為最高領袖)在共產黨和蘇維埃裡都佔了上風。於是俄共黨和蘇維埃都一步步喪失掉原先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社會主義特色,變成了類似資產階級的政黨和政府、議會那樣的居高臨下對人民施行統治和欺騙的機構。共產國際也從世界革命的總參謀部變成蘇聯官僚對外政策的工具了。這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可以認定在1923年。此後,蘇聯官僚和共產國際就冒用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成功經驗的名義去對各國的工農運動,尤其是革命運動,加以誤導,甚至乾脆出賣,或者直接施行暴力鎮壓,成為甚至比資產階級的政府或政黨還更可怕的反革命勢力。同時蘇聯及其他共產黨國家國內的真實情況,也因官僚統治者的種種倒行逆施而越來越變成對世人最有說服力的反共宣傳畫。這股當初以蘇聯為中心而遍佈世界各國的反革命勢力,加上在共產國際和蘇聯解體後的所有繼承者,總稱號就是斯大林主義。斯大林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把馬克思主義曲解和醜化得最可怕的思想,而且是在好幾十年裡掌握着一個以上的國家權力的巨大物質力量。它在破壞工人革命的行動中,還時常得到本來與它正面敵對的資產階級政府有意無意的支持,更不用說各國社會民主黨有意無意的配合了,所以它盤踞在世界工人運動的一個領導位置上好幾十年都能抵擋住最優秀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如托洛茨基等人)的挑戰。現在,斯大林主義這個巨大的障礙物終於基本上消失了,自然有利於馬克思主義重新發揮對世界革命運動的領導作用。 早在1938年第四國際成立的時候,它所通過的《過渡綱領》已經指出;資本主義已經不容許再有重大改良了,而新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關鍵在於建立新的、勝任的工人階級的革命黨;沒有一個勝任的革命黨,就不可能讓革命群眾取得勝利。這個建黨的歷史任務至今尚未成功。不過,到了今天,這個任務真正是刻不容緩,而且條件更為成熟了。社會主義者看到,一方面革命的客觀條件的完全成熟而另一方面革命的主觀條件(有了真正的革命黨)的不成熟,兩者的矛盾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顯得那麼突出。因此,社會主義者應該堅持《過渡綱領》的中心思想,按它所指示的宣傳、鼓動和組織的方針奮鬥。 雖然《過渡綱領》已是八十多年前的文件,但它的中心思想在今天仍然完全正確,甚至比八十多年前更為切合實際。社會主義者應該看到,今天比過去任何時期更需要傳播革命思想,而且,事實上,願意聽取而更願意接受它的青年今天比過去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過渡綱領》當然需要補充婦女和生態等方面的內容以充實它,可是,《過渡綱領》內大多數具體的要求(細節和表述上自然可能要有些變動)都是很適合今天的需要的。 單看個別的訴求,確實不容易判斷它是否屬於過渡性要求(即過渡綱領的一部分),而整個過渡綱領必須顯示出建立勞動人民政府的目標。不過,在只提單一訴求的場合,社會主義者也有辦法使其發揮過渡性要求的作用。那就是:強調不要期待某個個別的訴求一定能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實現,說明只有勞動人民奪取到政權才可以保證其終於實現。 工運的低迷,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連曾經有過強大工運,甚至目前工會或勞工政黨的組織規模仍然相當龐大的先進國家,在大約近四十年來,工運的實力都大為低落了。其中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是兩方面。第一,二十世紀末期,現實的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所謂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慘遭巨大明顯的失敗(主要是那些所謂領袖們實行了無恥徹底的叛賣);第二,與此同時,世界資產階級卻積聚得到空前龐大的財富和階級鬥爭的政治經驗。前一因素使工人群眾幾乎完全喪失了鬥爭的自信心和政治的方向感;而後者把一切限於社會改良範圍內的鬥爭取得勝利的機會壓縮到幾乎等於零。如果社會主義者能夠這樣正確認識到現在工運低沉的主要原因,自然就會看清楚:工運能否真正復興,而且走上最後成功之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真正由勞動人民掌握的政權,一步步進行全方位的徹底造,最後實現沒有階級的平等新社會),關鍵在於能否促成群眾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革命的真義,並且重建為此奮鬥的決心和取勝的自信心。必須強調:工人決不是客觀上的弱勢群體,工人只要獲得階級自覺,認識到真正的出路何在,就會把本身所向無敵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不僅能解放自己,而且能解放全人類。反過來,只有認識到自己真正的出路何在,工人才能夠表現出最強者的本來形象,才能夠在任何層面的工運中都取得真實的成果。 在當前這個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要想一般地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已經不能只靠經濟鬥爭(即工人集體對雇主的鬥爭),而必須進行社會革命(首先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對於那些為固定雇主打工的人來說,如果他們能夠組織起來,向雇主堅決鬥爭,還有時可能爭取到少許暫時的改良。至於那些freelancers, 由於他們根本沒有固定的雇主,所以無法用同樣的方法爭取工作條件(即雇用條件)的改善,連建立類似工會的自己的組織都格外困難。 到了今天,如上所說,工會運動只要還得不到社會主義革命政治的指導,它的總趨勢只能是走下坡。至於所謂工會運動獲得正確的政治指導,不一定是獲得一個成熟的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也有可能只是得到一個小小但正確的政治核心來領導。總而言之,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要從頭起就在工會裡積極進行政治教育工作。 工人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互相結合,是應該也重要的。但這方面的重要性,與正確政治領導的重要性簡直不能比。可以說:只要工運有了正確政治路線來領導,它自然會積極爭取其他社會運動互相合作;但如果工運和其他社運大家都沒有得到正確政治領導,都只是改良主義的運動(如果更壞就不用說了),光靠彼此密切合作,也很難從中產生出革命路線來。如果連直接爭取本身眼前利益的運動(工運)都不能吸引工人熱心參加,你怎能希望工人去熱心參加其他群體的社會運動呢? 因此,社會主義者今天最重要的工作,是利用一切機會去宣傳社會主義革命,讓人們了解它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可能性。雖然開始只有很少數人能夠明白和接受這種道理,但人數以後會逐步增加。不要以為,只有到了一般低層面的工會運動有了相當巨大的發展之後,才可能(或適宜)進入政治層面的工運。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不但從理論上看是錯的,而且與歷史經驗不符。大多數國家曾經有過的工會運動的盛大發展,都是因為得到明確的政治推動的結果。其實,在至今還沒有出現壯大的工會運動的地區,將來完全有可能是(甚至多半會)工人革命黨和工人代表會(蘇維埃)的發展跑在工會的前頭。 2021年10月9日修訂

Loading

View More 社會主義變革和工運前景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宣布解散

中大學生會今早發表解散聲明,指就校方獨立註冊要求徵詢法律意見後,認為學生會「不需要」獨立註冊,並面對「難以自處的兩難」,因此召開學生會聯席會議,接納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及解散中大學生會之議案。 聲明並未交代學生會屬會與其他中央組織、書院學生會於中大學生會解散後地位與去向。 聲明內容如下: 半世紀以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與全體師生風雨同行,共同成長。作為校園內唯一獲全體同學民意授權之代表機構,學生會於一九七一年由新亞、祟基、聯合三所書院之學生代表共同創立。多年來,學生會堅持民主自治、員生共治與書院聯邦之精神,為同學、為大眾謀福祉。 一直以來,作為中文大學一員,我們與校方關係雖時有張馳,仍有溝通之道。即使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校方依然承認學生會在校內合法地位。然而,自今年二月以來,校方宣佈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並要求我們向政府獨立註冊,自行承擔法律責任。對此,學生會曾徵詢專業法律意見,大律師建議學生會「不需要」獨立註冊。若順應法律意見,學生會五十年之歷史恐終於此朝;否之,我們則難以自處的兩難。 有鑑於此,為同學最大利益著想,我們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日召開學生會聯席會議,接納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及解散中大學生會之議案。自此,歷五十一屆,堅持由民主程序產生的中大學生會,成為歷史。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感謝中大同學及社會各界多年來與我們同行。中大學生會雖已解散,但中大人仍在。 諸君珍重,有緣再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中大學生報#校園新聞#中大學生會

Loading

View More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