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革命社會主義者關於尼泊爾9月起義的聲明:超越自發性反抗

印度激進社會主義社(Radical Socialist) 聲明 2025年10月8日 素俠雲雪 譯  2025年9月的尼泊爾起義迫使總理K·P·夏爾馬·奧利(K.P. Sharma Oli)下臺,有十九名青年在加德滿都街頭喪生。致力於真正社會變革的人需要嚴肅分析這場事件。我們既要聲援那些冒著生命危險對抗腐敗暴力政權的青年,也必須如實評估這場運動的成就與未竟之事,評估它揭示的當代自發性反抗的可能性與局限性。 | 起義揭示的真相 禁用社交媒體平臺這個直接導火索看似微不足道,其深層意義卻不容忽視。奧利政府試圖壓制網路批評的行徑,暴露了根本性問題——儘管尼泊爾擁有形式上的民主,其統治階級仍延續著與之前的君主制相同的威權主義統治傾向。那些曾號召民眾反抗王權專制的政客們,如今形成了封閉集團,彼此分享權力,積累著與生產活動脫節的財富。 當尼泊爾年輕人看到政治領袖的子女在Instagram和TikTok(政府隨後封禁的平臺)炫耀奢侈品、享受海外度假時,他們還看到了明確的矛盾:自詡民主合法性的政治階層公然斂財,而多數民眾卻深陷失業與貧困的困境,不得不為生存而到海外打工。海外務工人員的匯款如今占尼泊爾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凸顯出尼泊爾國內經濟無法養活本國人民的窘境。 這種模式普遍存在于南亞地區。斯里蘭卡拉賈派克薩(Rajapaksa)家族的腐敗與經濟失序引發了2022年的大規模抗議。2024年8月暴力街頭示威後,孟加拉的謝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威權統治終結。如今尼泊爾正面臨相似處境。其共同根源不僅在於腐敗——儘管腐敗確實存在——更在於更深層的問題:後殖民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未能切實改善多數民眾的生活,即便在數十年形式民主之後也同樣如此。 尼泊爾的政治精英從現實的群眾鬥爭中形成。毛主義暴動、尼泊爾共產黨和尼泊爾大會黨都在2008年終結君主制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許多人在這場鬥爭中付出了重大犧牲。然而,如果某一政治權力脫離財產關係變革與生產能力提升的計畫,那麼它終將分崩離析。如果沒有重構經濟以滿足民眾需求,而僅為精英謀利,政治民主便淪為空殼——它會淪為管理精英集團競爭的工具,卻放任產生貧困、海外打工、依附等的結構性問題持續下去。 | 自發性的局限 2025年9月的抗議活動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年輕人直面水炮、催淚瓦斯和實彈射擊,迫使總理辭職,焚毀政府大樓、黨部辦公室、最高法院和總統府等國家權力的象徵。刹那間,國家權威似乎轟然崩塌。 但當烈火熄滅後呢?起義的局限性便暴露無遺。自發性反抗雖能造成破壞——迫使官員辭職、毀滅財產、給當權者製造短暫危機——卻無法獨立構建替代性權力結構或實施社會變革計畫。 抗議伴隨著組織。儘管“哈米尼泊爾”的蘇丹·古隆(Sudan Gurung)等活動家承擔協調角色,但這場運動刻意保持無領導者和去中心化特徵。這與全球當代抗議運動(如“佔領運動”和“阿拉伯之春”)的普遍趨勢相呼應。這種水準組織結構與對領導層的懷疑,既源於對等級制政黨結構的合理批判,也源於人們對權力運作機制的困惑——即如何奪取權力並將其轉化為實質的變革。 若缺乏將鬥爭延續至憤怒爆發之外的組織力量,缺乏超越單個政客下臺的明確要求,且未能與工人有效停工停產的工作場所鬥爭相銜接,此類運動終將自我耗盡。憤怒真實存在,要求確有道理,但僅憑憤怒無法重構社會。 針對個別政客及其家人的暴力行為凸顯了這一問題。襲擊謝爾·巴哈杜爾·德烏巴(Sher Bahadur Deuba)的住所,或毆打拉菲·拉克斯米·奇特拉迦爾(Ravi Laxmi Chitrakar),在腐敗統治下的受害者看來或許是正義之舉。然而個別政客易如反掌就能被替換。當一個腐敗官員被另一個取代時,孕育腐敗官員們的根源——尼泊爾作為附庸經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易受印度……夾擊的險峻地緣政治、迫使勞工外流的工業匱乏現狀、以及土地財富的集中——依然屹立不倒。 | 階級問題 馬克思主義視角要求我們審視參與起義的階級及其利益訴求。抗議活動主要由青年群體主導,跨越了某些階級界限。學生、失業青年、受社交媒體禁令影響的小商販以及工人階級都有理由憤怒。然而,這場運動並未形成具體的工人階級要求或組織形式。 由於工業化程度有限,尼泊爾工人階級規模尚小,且四分五裂。尼泊爾工人最集中的區域並非本土,而是作為海外移民分佈在印度、海灣國家、馬來西亞等地。這種移民現象凸顯了尼泊爾在全球經濟中的邊緣地位——由於國內無法創造足夠就業機會或生產性工作,該國只能輸出勞動力。 抗議活動主要反映了受過教育的城市青年面對失業與腐敗的挫敗感,而非在工作場所組織鬥爭以對抗剝削。此觀察並非貶低抗議者,而是揭示該運動的階級基礎及其潛在發展路徑。 如果抗議運動不立足于工人所掌握的具體力量——即罷工停產的能力——就只能依賴街頭動員,而街頭動員往往短暫且耗費精力。歷史上最具持久力和影響力的運動,總是將大規模街頭抗議與有組織的工作場所行動結合起來,工人不僅進行抗議,更展現出自我管理生產的能力。 | 地緣政治的制約與機遇 尼泊爾地處印度與某國之間,這深刻地影響著其政治選擇。印度歷來將尼泊爾視為自己安全範圍的一部分,其情報機構在尼泊爾政壇扮演著重要角色。某國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和外交聯繫擴大影響力。美國則借助千禧挑戰公司撥款等開發專案推進自身利益。 尼泊爾任何真正具有變革性的運動都必須應對這些外部壓力。這並非意味著要接受外國勢力的控制,而是要認識到,僅憑意志力無法克服夾在大國之間的弱小國家面臨的挑戰。進步運動的區域性合作——將尼泊爾的抗爭與印度、孟加拉乃至更廣闊區域的鬥爭相聯結——已從願景轉變為必需。 德里警察局長應對尼泊爾抗議的計畫透露出重要信號:南亞各國統治階層已意識到,引發尼泊爾暴動的根源性問題遍佈整個地區。青年失業、腐敗、不平等及威權統治並非尼泊爾獨有,而是南亞普遍現象。關鍵在於運動能否建立跨國協調機制並確立共同目標。 | 接下來怎麼辦? 當自發性起義爆發時,典型活動家的反應往往是模糊地呼籲建立“政黨”或“運動”。然而,有效的組織工作需要清晰地認識不同的社會力量、當務之急、戰略願景。 對尼泊爾而言,有幾項任務至關重要。首先,將城市抗議運動與農村關於土地、水資源、農業政策的鬥爭聯結起來。多數尼泊爾人仍居住在農村地區並依賴農業。任何變革計畫都必須聚焦他們的生存狀況,而不僅是城市青年的處境。 其次,發展海外務工人員的組織力量。由於匯款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海外尼泊爾勞工蘊藏著巨大的潛在力量——但前提是他們能夠組織起來。建立跨國工人組織以協調跨境行動,既能解決尼泊爾的具體問題,也符合全球勞工遷徙的普遍現實。 第三,明確超越替換單個政客的要求,直面結構性問題:土地改革、關鍵產業公有化、以滿足需求而非追求利潤為目標的民主經濟計畫,以及拒絕屈從於印度……利益的真正主權。 第四,開展耐心細緻的政治教育,説明人們不僅認識到體制是腐敗的,更要理解體制是如何滋生腐敗的——資本主義在週邊經濟體中必然催生出民眾反抗的土壤。這需要建立學習小組、開展工人教育,並培養能夠將當下鬥爭與長遠願景聯結起來的本地知識份子。 第五,既要借鑒之前運動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尼泊爾毛主義武裝運動曾動員數萬人持續多年挑戰國家權力,最終卻達成政治妥協,未能改變根深蒂固的體制結構。理解這一過程需要誠實的評估,而非盲目歌頌或批判。 | 反抗不等於革命 2025年9月尼泊爾的起義意義重大。它表明,即使在面臨多重外部壓力的國家,民眾對腐敗統治的憤怒有可能爆發得驚天動地。它昭示著南亞青年拒絕被動接受既無尊嚴又無體面生活的體制。它暴露了整個地區政治佈置合法性的裂痕。 然而,反抗不等於革命。迫使一位總理辭職卻維持原有體制不變,並非真正的變革。焚燒建築無法建立另一種機構。缺乏組織、訴求模糊,且根基不在工人階級力量的自發起義,要麼消散,要麼被導向由另一批精英管理者取代原有精英的道路。 社會主義者的使命並非退縮觀望或指責運動缺陷,而應在參與中直面局限——協助構建必要組織架構,明確綱領方向,凝聚工人階級力量,將自發反抗轉化為推動根本變革的持久力量。 尼泊爾的起義不會是南亞的最後一次起義。導致這些爆發性時刻的根源——失業、腐敗、不平等、威權統治以及資本主義危機——正在不斷加劇而非消退。無論下一次起義在哪裡爆發,關鍵在於它能否從自發的反抗演變為有組織的鬥爭,從而真正改變社會,而非僅僅在原有體制內更換掌權者。 這種變革需要清晰地認識到資本主義在全球與地方層面的運作機制,理解國家權力的運作方式及其抗爭路徑,並探索如何讓運動不僅形成抵抗能力,更能掌握治理能力——真正基於人類需要而非利潤的重組生產與分配。這正是我們面前的工作。尼泊爾起義的成就和局限為這一努力提供了寶貴的教訓。 原文連結: https://www.sacw.net/article15361.html 激進社會主義社(Radical Socialist)成立於2008年,由原革命共產主義組織(2004年瓦解)中反對領導人馬甘·德賽的成員組建。主要活躍於西孟加拉邦、古吉拉突邦、阿薩姆邦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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