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家之義:家庭廢除主義的世界史

文:K 在解讀「家」一字的象形意義時,我們可以追溯到古代人類與家畜同居的情景。「家」字的結構包含了兩個部分:「宀」表示房屋,中間部分類似「豕」,代表猪。而「家庭」一詞的英文根源來自拉丁文中的「famulus」,意思是僕役或奴隸。在家庭被現代社會披上溫馨的面紗之前,無節制的生育、遺棄、強暴、勞動、奴役、掠奪是家庭紮根生存的、充滿血污的土壤。進入這一段歷史前,我們必須放下現代家庭的狹隘定義。這種理解,如同馬克思所說,是社群共同體被資本主義無情地撕碎後,人情關係被東拼西湊,縮小至以法制為保障、私人財產為界限、一夫一妻為承諾、教養孩子為責任的核心家庭。 家庭這一演變是由浪漫主義運動推動而成的。浪漫主義者推崇孩童的潛力和創意力,主張保護童年和普及教育,並渲染愛情和民族主義,為當代家庭理想增添了光環。然而,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失敗,浪漫主義的激情被官僚的繁文縟節鎮壓,《拿破崙法典》取締了法國女性和革命家追求婦女主動離婚權、取消妻子與情婦之間、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權利差別的努力,以財產均分和道德家的平等留下了家庭虛偽的面貌。今天,家庭的面貌越發糢糊,人們所掌握的似乎只有房貸、保險單、學費、電器、冷淡的問候、互不理睬的鄰居和某種隱而不見的焦慮。今天,家庭似乎只需一陣風就能把它吹跑。那麼,人們還捉著什麼不放? 《毀家論》(Abolish the Family) 的作者索菲·劉易斯認為是親人血濃於水和私人照顧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疫情隔離期間鼓勵人們留在家中,互相照顧。這似乎讓現代家庭獲得一線生機,實際上卻令家庭問題暴露得一覽無遺;針對女性和孩童的家庭暴力、貧困的家庭無法維持生計、照顧者、失能人士、長者和精神病患者失去了社區或跨家庭的支援、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面對更大的排斥、無家者和性工作者被驅逐等等——劉易斯認為是時候重新發起一場廢除家庭的運動了。 廢除家庭的思想在西方歷史中可追溯至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構想,即統治階級的所有成員由國家集體撫養和教育,而不是由個別家庭。由此可見,西方歷史中的廢除家庭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階級性。在這一階級中,依賴奴隸勞動力的男性公民被賦予完整的法律地位、投票權、財產所有權、軍事參與權利以及擔任公職的機會。他們被分為不同的社會群體,包括土地貴族(aristoi)、較貧窮的農民(perioikoi),以及由工匠和商人組成的中產階級。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父權制家庭是伴隨著國家機器、戰爭搶掠和奴役、商貿和私有財產而形成的。家庭除了是母系社會的崩潰、部落政權集中化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社會產物外,也是新社會共同體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代表了舊社會關係的消亡,階級開始分化時構建的政治想象:一個抽象而普遍的人——一個財產擁有者,一家之主,奴隸的主人,孩子的父親,女人的統治者,以及有資格參與國家政務的人(因此可以稱得上為人)。因此,家庭在這樣的意義上連繫著財產的所有關係和奴役。正如古希臘演說家狄摩西尼所言:「我們有為快樂而設的娼妓,為身體的日常照護而設的婢妾,和為生育合法的子女及管理家庭而設的妻子」。 對應著家庭這一意識形態,廢除家庭的思想便作為一種追求階級平等,甚至消除階級差異的意識形態出現。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以國家代替家庭,透過理性教育來撫養下一代,並規定妻子和孩子應由所有人共同持有,同時限制財產繼承權,旨在消除裙带關係,防止私人財富的累積,讓個人將共同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以促進統治階級之間的團結。古希臘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公民大會婦女》則將廢除家庭的景象描繪成一場鬧劇:一群婦女偽裝成男人進入公民大會奪權,並宣佈在新政下,父母的責任將由社區共同承擔,互相照顧,孩子將不再認識自己的父親,男女之間將有自由交往,妓女因此失業,奴隸將負責耕種和勞作,婦女則負責編織和打理財務等公共服務,私人財富則由公共基金代替,債務和訴訟將消失,法院更變成了公共食堂。然而,這個烏托邦最終以多女爭一男的鬧劇收場,並帶出了一個老生常談的道理:平等主義的願望總敵不過人類自私的本性。 家庭的廢除似乎需要超越人性的力量才得以實現。羅馬帝國末年出生的耶穌基督宣稱自己為上帝的獨生子,否認親生父母,並犧牲自己,以使人類歸於同一父親懷抱。耶穌以天國的靈魂代替了政治共同體的公民,以精神的救贖代替了平等的理想,以抽象的天父代替了溫情的母親。他不僅要廢除家庭,更要廢除充滿罪惡的現世。基督教此一精神和神秘主義面向深深影響了後世的激進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運動。 在17世紀英國內戰期間冒起的政治和宗教運動中,一些女性傳道者開始重新定義道成肉身、神恩和啟示的神學概念,她們主張通過內在與基督靈性的結合,以消除物質和精神、女性和男性的性別差異,成為人與神合一的身體;又強調基督柔弱、母性、純真和貧苦的一面,並以女性的心靈知識挑戰父權的理性。可以說,從這時開始,性別差異和父權家庭體制被理論化為人性與神性分裂的開始。即使在現代強調性別多元化的廢除家庭理論中,也能找到這種尋求人性合一的痕跡。在廢除家庭主義者的世俗版本中,沒有家庭、公社式、性自由的世界就是他們的天國。 殖民時期的美洲是實踐這種天國的最好地方。美國的震教派(Shakers)由安·李·斯坦利(Ann Lee Stanley)於1774年創立,安·李聲稱上帝是無性別的,而她就是三位一體的女性化身。震教派在高峰時期於八個州中有18個社區,他們以村落形式群居,信奉獨身主義,集體撫養孤兒,並建立了共產農場。1848年,約翰·漢弗萊·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於紐約州創立了翁奈達社區(Oneida Community)。諾伊斯聲稱基督已經回到地球上,並且命令他的追隨者通過對上帝的信仰、共同生活和群體婚姻來擺脱罪惡。他認為性交就像進食和飲水一樣沒有理由受到法律的約束。1879年,當地官員試圖以通姦和實行群體婚姻之事逮捕諾伊斯,該社區結束了群體婚姻,並轉變為股份有限公司。這些基督教共產主義運動在殖民和工業化的條件下獲得了實踐的基礎,最終又在資本集中化和市場擴張的情況下崩潰。然而,這不再是平等的精神被自私的利慾打敗的故事了。 財產私有制不止是一種政治和法律概念,更是一種生產方式,一種人的直接勞動和土地結合的方式,或技藝與生產工具的個人所有制;以及一種社會關係,人們生活於其中,透過父權家庭繼承財產以維持所需,並創造文化。自古以來,基督教共產主義和古希臘思想家試圖以人性、道德、哲學、宗教指導人平分剩餘和土地,倡導獨身又或推行群婚,並試圖以超然的公有制和古老的習俗抵制這種私有制和家庭。然而,在工業時代,社會化生產使財產與人勞動之間牢固的關係完全改變;新的無產階級無法歇息,要透過不斷出賣勞動力才得以維生,而資本家的私有制則建立在無止境的資本累積和流動之上。 十九世紀現代化的盲目進程在短短一個世紀內無意識地拆毀了父權家庭的城牆,切斷古老神衹和人類的臍帶。同時期在世界各地爆發的革命中,人們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停變化的現實之中感受、認識、渴求和改變世界,而不再透過祖先的傳統和神的話語學習存在之道,默默等待集體的救贖。十九世紀末的廢除家庭主義者正是帶著這種時代精神和個人希望參與於社會革命之中:提出各式各樣有關社區空間和城市規劃的奇想、在起義之中廢除與家庭壓迫有關的法律、建立互助和實踐基層民主的組織以取締官僚機關、奪取生產和分配資料、發表關於愛和新關係的藝術創作、探討教育的理論和傳播知識等等。廢除家庭運動是一場涉及所有人的運動,這場運動不斷擴大,從社會體制深入至人的心理層面,直至人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為止,而並非如虛偽的自由主義者所劃分的國家與私人空間般,將家庭改革停留於往往無效的法律層面。 廢除家庭運動這種激進的面向在家庭制度源遠流長的中國更為突出。在1902年,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首次提出「去家」和「無所謂家」的主張以建立大同世界:「佛法出家,求脫苦也,不如使其無家可出。私有財產為爭亂之源,無家族則誰復有私產,若乎國家,則又隨家族而消滅者也」。在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進化論的思潮影響下,日本和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在1907年創辦了無政府主義刊物《天義報》和《新世紀》,提出更加激進的毀家廢婚論述,主張毀家以廢除政府、國界和私有財產,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並攻擊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蓄婢納妾、童養媳、買賣婦女等惡習。 中國的廢除家庭主義的核心是社會革命,而非宗教和哲學中的理想國;是對過去數千年的帝國歷史的清算,以及一場掃蕩男女、階級、統治者和平民、國與國之間的一切不平等的國民運動。這一點使中國的廢除家庭主義更為深入於個人的思想和人格改造,批評三綱五常的道德迷信,和聲討封建社會中女性所遭受的屈辱,並且更為激進地參與任何促進民主、民族獨立和經濟平等的政治運動之中。 家庭的形成在中國歷史上並沒有表現為神學中人性的墜落和分裂,而是一張綿密的社會網落,一個輪迴的詛咒,也是國家主義革命失敗的歷史後果。在商朝的共主分封轉向周朝的封建制度的過程之中,嫡子繼承取代了商朝的兄終弟及,並以宗法等級制度集中化政治權力,並穩定地拓展領土,是謂:「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統治者以對親屬的個人信任進行分封,而家則表現為政權的延伸,其所統治範圍或大或小,地位或尊或卑,皆相對而言,而天子始終則居於宗族制度的頂端,為大宗,諸侯相對而言為小宗,而諸侯相對卿大夫而言則為大宗,如此類推。 政治、倫理、親屬關係在這同心圓的制度中環環相扣,重重相疊,君臣之間為忠義亦為同宗;在一個基於自然血緣、人情倫理的政治秩序之中,沒有所謂平等和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只有相對的道義和名份,沒有抽象的共同體身份,只有個人(圍繞著男性)之間的關係。父權家庭在中國並不是表現為獨立的私有財產擁有者的私人領域,而是在廣泛的宗族層級制度和複雜的財產繼承制之中的一個權力立足點,而權力的運用非為奴役他人,而在於從自己的位置維持關係的秩序。 宗族的鎖鏈隨著春秋戰國時期貴族沒落和諸候國家的集權化而瓦解。宗族制度之下大家庭除了建立在嫡子繼承制上外,也是基於對領地的統治權,因此「家」不單包括親屬關係,也覆蓋非直系親屬的家臣、侍從和作為經濟基礎的庶民。小家庭的出現是一種雙向的過程。地方宗族在戰爭和諸侯國林立的過程中覆滅,其對領地的統治權也被削弱。貴族儘管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但由於越發依賴國家的稅收和供養,而變成中央政權的附屬物,而不再是其複製品。與此同時,農民的小家庭脫離依附於豪族的集體農莊,而被納入一更廣闊和集中化的秩序之中。 在戰國時期,新的水利工具和方法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使得個體農民家庭成为基本的經濟生產單位,並進入新的交換網絡,以獲得提高生產力所需的工具,這些數量龐大的個體家庭更加依賴公共設施和秩序,來進行集體生產和市場交換。面對農業生產力的釋放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各諸侯國積極採取不同的改革政策,百家爭鳴的時代由此開始。其中秦國實行了一系列措施來重塑社會關係,切斷平民與地方領主之間的聯繫,這些改革包括:通過增加稅基、擴大軍隊規模,將所有成員的忠誠和聯繫轉移到秦國的國家認同上,並減少與祖先崇拜有關的儀式、實行保甲制,將家庭編入五戶小組並實施連坐制、給予平民姓名,以及鼓勵農民參軍。 軍事征服、軍隊平民化、郡縣制取代分封制、政權集中化、個人的社會流動提升等一連串急促的社會變化,使新的倫理秩序變得更為必要。管理新出現的個體家庭的官僚和文人便代替宗族家長,擔當起提供倫理指導的角色。儒家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雖主張復周禮,但實質上卻打破貴族對禮儀的壟斷,提倡平民禮教,並以簡單的五倫關係代替周朝繁複的十等制,又通過君本位的人格,取代祖先崇拜和天命的集體無意識,並以克己復禮的自我意識重新建立社會秩序。儒家的禮於法家思想中發展成具國家主義精神的法制。軍隊的官僚化為法家提供了其哲學基礎,即以嚴格的法律和制度來管理人民,削弱了家庭倫理的角色,並強調對國家的認同和政權的統一。為了實現強大的國家權力,法家支持大規模徵兵制度,動員大量農民加入軍隊,同時大量的個體家庭也被納入國家的人口管控、軍事後勤,戰爭動員和基建項目之中。 秦的改革要比儒家的主張更為激進地打碎周朝的宗族制度,甚至以國家機器貫穿宗族制度崩潰後出現的個體家庭,試圖徹底去除以宗法血緣為紐帶的世襲制,建立任人唯賢、尊君尚法的制度。然而,農業經濟的生產限制了國家主義的改革,高度徵稅、強制勞役政策、人口增長都使國家機器成為累贅。秦的絕對主義無法進一步發展,更無法如西歐的專制君主般推動資本主義的興起。 相比之下,漢朝早期的政體更為保守,採取了封建國家與郡縣制的折衷方式,既有封建諸侯國,又有中央直轄的郡縣,既命自己的宗族成員為諸侯,又沿用了秦朝的科舉制度,維持了一定程度的官僚體系。比起與周和秦軍事擴張,漢朝的社會政策更注重保護農業發展。所謂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漢朝政府實行減免賦稅、禁止強制徵兵等措施,向編戶授田,又遏制土地兼併和商業發展,以保護農業。 家庭不再作為國家軍事動員的基本單位,也脫離於分封的政治制度,而與農民維持生計的土地連繫在一起。於是,聚族而居的古風民俗開始復蘇,同姓宗族的子孫開始聚居一里甚至數里,以父系血緣為紐帶的宗族意識得到加強,同宗同姓成為確定彼此權利義務的重要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概念表現為具普及性、包容性而非一致性的「天下」,統治者亦以民意為支持的天命觀確立其合法性,官僚亦以「勞心者治人」自居。家庭的概念則混合了儒家人倫關係和祖先崇拜,成為了個人認同的基本單位。於是,一種維持近千年的妥協的局面開始形成:國家機器無法下達於民,地方的宗族也無法如周朝般獨立自治,個體家庭也無法透過國家認同形成新的共同體。 朝廷和江湖彼此並行,個人於其中身不由己,女性的處境尤其如此。春秋戰國時期,女性在政治和軍事上有較大發揮空間,一些女性甚至直接參與政治決策,如晉國的太子妃賈嬴,然而,自漢後女性便被限制參與政治,三從四德等觀念成為衡量女性的標準,女性既被朝廷政治排除之外,亦淪為宗族延續後代的生育工具和丈夫的附屬物。 女性沒有解放,家庭和國家就得不到解放。中國歷史一直在土地兼併、地方起義、豪族割據、戰爭對婦孺的掠殺與和平統一之間輪迴,雖然各個朝代社會組織有所變化,但個人始終無法從宗族和官僚制度之中解放出來,形成新的社會。無法忍受者唯有歸隱或出家,而起義者甚至要求重新實行西周的分封制和井田制,宗族等級制的幽靈一直在徘徊,而未嘗有一個朝代將國家改革和變法深入宗族和土地根基當中。直至清末民初,人權、民主、國家主權、經濟平等和女性主義等的思想便開始動員人們參與反對帝國統治和建立民主機構的國民運動,致力打破官僚制對政治權利和知識的壟斷,及宗族對人身自由和感情關係的壓制,並以新的國民精神和人格取代宗族的父權文化和祖先崇拜。 今天,基於土地的宗族社會早已被資本主義侵蝕,而家庭更大的問題或許在於其衰落之際並無新社會組織形成。戴卓爾的名言:「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男人、女人和家庭」見證了在新自由主義下,政府如何放棄以公共支出和本地生產來刺激家庭收入和就业,改為支持資本自由化,透過市場私有化公共服務和推廣信用消費,入侵家庭這一範圍,而引致如今的「照顧危機」。 面對新自由主義,歐美國家收入減少的中產和失業的工人當中產生了反全球化的情緒、再工業化的訴求和對民族主義的支持,他們傾右的意識形態和對家庭保守的態度是當今西方廢除家庭主義批判的對象之一。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私有化浪潮也驅使廢除家庭主義者追求一個公社式的未來,重建並擴展家庭的關懷和照顧。這些批判和願景揭示了廢除家庭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吊詭之處,如索菲·劉易斯所形容的,廢除家庭主義是一場「真正的家庭反對家庭的運動」。 家庭於中國而言沒帶多少意識形態,也不存在對「真正家庭」的想象,只存在官僚軍事化管理中的家庭,和管理以外的宗族或仿宗族家庭(如秘密結社)——這種家庭組織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勞動和延續後代,並圍繞著這個目的建立起自己的倫理關係和等級制度。中國的宗族關係在文革期間受到了嚴重衝擊,在改革開放後,家庭承包制使宗族組織重新發揮信用和社會組織作用,為農村企業提供了社會資本和信任基礎,但同時,農民工長期離鄉外出,与家人和宗族成員的聯繫變弱,資本市場的發展也加劇了農村宗族内部的分化和矛盾。另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家庭則以偽現代性的精神融入官僚教育制,以及企業和政府單位中的集體主義。脫離農村家庭的農民工後代以日結工渡日,滯留於在城市中居無定所,而在城市體制中內卷的年青一代失去毛時代的動員精神,一方面嚮往旅行流浪的自由生活,另一方面又對資本主義下的社交生活趨之若鶩。中國新的廢家運動必不能止於個人對地方宗族組織和城市體制的消極抵抗,而必須是實際的「自毀長城」的行動。這場行動最終目的,是中國帝國歷史的終結,也是世界階級歷史的終結。 標籤: 國際婦女節 國際婦女節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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영화평 〈로기완〉: 탈북민 로기완을 통해 본 난민 신청자의 힘겨운 삶

〈노동자 연대〉 496호 입력 2024-03-12 20:08 김어진 영화 〈로기완〉(3월 1일 넷플릭스 공개)은 벨기에의 탈북 난민 신청자 로기완의 실화다. 조해진 작가의 소설 《로기완을 만났다》를 영화화했다. 로기완은 어머니와 함께 북한을 탈출해 중국 연길에서 힙겹게 살아간다. 어머니는 공안 단속을 피하다 교통사고로 죽는다. 어머니는 기완 삼촌에게 자신의 시신을 팔라고 하고 그 돈으로 기완을 타국으로 떠나게 한다. “자기 이름을 얻고 살아남아라”라는 유언을 남긴 채. 브뤼셀에 온 기완은 탈북민 신분으로 난민 신청을 한다. 첫 번째 인터뷰에서 벨기에 조사관은 로기완에게 돈 벌려고 온 조선족 아니냐는 차가운 질문을 던진다. 그러나 중국에서 탈북민임을 숨겨야 했던 로기완은 모든 증거를 없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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재한 팔레스타인인 여성 시마 인터뷰: “팔레스타인인 여성들은 억압과 고통을 겪지만 그럼에도 강인한 존재입니다”

〈노동자 연대〉 495호 입력 2024-03-05 20:42 인터뷰·정리  성지현 · 이예송 다섯 달째 이스라엘의 가자 학살이 지속되면서 팔레스타인인 여성들은 혹심한 상황에 내몰려 있다. 매주 주한 이스라엘 대사관 인근에서 팔레스타인 연대 집회·행진을 이어오는 ‘팔레스타인인들과 연대하는 사람들’은 3월 8일 세계 여성의 날을 맞아 팔레스타인 여성들과 연대하는 집회·행진을 개최한다. 이 운동에는 재한 팔레스타인인 여성들이 적극 참여하고 있다. 그들 중 한 명인 시마(사진)를 만났다. 자기 소개를 부탁합니다. 안녕하세요? 제 이름은 시마이고요. 이화여대에서 아시아 여성학 연구 석사 과정을 공부하고 있습니다. 저는 서안지구의 라말라라는 도시에서 태어났고 잠시 다른 지역에서 살 때도 있었지만 주로 라말라에서 23년을 살았어요. 다섯 달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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기간제교사 차별 해소는커녕: 매해 채용 신체검사와 마약검사 강요하는 윤석열 정부

전국기간제교사노동조합과 전국교직원노동조합이 2월 27일 오전 정부서울청사 앞에서 공동 기자회견을 열고 기간제교사 차별 폐지를 요구하고 있다. 전체 교원(50만 명) 중 15퍼센트를 차지하는 기간제교사는 정규교사와 동일한 업무와 노동을 하는데도 고용 불안에 시달리고 임금·복지 등에서 차별받는다. 정규교사의 조기 복직으로 계약 기간 중 해고를 당하는가 하면, 호봉승급이 제때 안 되고, 퇴직금·성과급·복지포인트·연가일수 등에서도 차별에 시달린다. 기간제교사 차별은 채용 신체검사와 마약검사 등 임용 첫 단계부터 시작된다. 정규교사는 처음 임용될 때 채용 신체검사를 1번만 받으면 되지만, 기간제교사는 1년 단위로 계약을 맺는다는 이유로 매년 채용 신체검사를 받아야 한다. 이는 명백한 차별이다. 2021년 국민권익위원회조차 기간제교사에 대한 채용 신체검사에서 불합리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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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서평] 《철학의 근본 문제 유물론 대 관념론: 역사적 갈등》: 유물론으로 분석한 흥미진진한 서양철학사

이현주 494호 기사입력 2024-02-27 18:52 주제: 이론 유물론과 관념론의 투쟁을 중심으로 서양철학사를 쉽고 흥미진진하게 살펴보는 신간 《철학의 근본 문제 유물론 대 관념론: 역사적 갈등》(타카다 모토무 지음, 최미선 옮김, 책갈피, 272쪽)이 나왔다. 철학 책이라고 하면 흔히 따분하고 현학적이어서 열어 보고 싶지 않은 마음이 들지도 모른다. 하지만 이 책도 마찬가지일 거라 생각한다면 큰 오산이다. 저자 타카다 모토무는 일본의 마르크스주의 철학자이자 일본 노동운동의 선구적 활동가이다. 오랫동안 노동자들을 교육해 온 저자는 노동운동이 활발하던 1970년대 초에 노동자들이 쉽게 서구 철학의 역사를 이해할 수 있게 하려고 이 책을 썼다. 철학을 낯설어 할 이들을 염두에 두고 풍부하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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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立即停火 反種族隔離 民眾赴以色列駐台辦公室抗議

【苦勞網記者王顥中/台北報導】今天(11/21)上午支持巴勒斯坦的民眾前往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抗議,訴求以色列立即停火、停止對加薩的封鎖、屠殺與種族隔離,由於以色列駐台辦事處不對外接受陳情,最終僅由辦事處所在的國貿大樓警衛代收陳情信,組織抗議的行動者現場表示,本週六(11/26)還將在北市大安森林公園舉辦遊行,期能擴大台灣對巴勒斯坦議題的關注。 ​ 這場抗議主要由在台境外生社群發起,吸引上百名各國關注巴勒斯坦議題的在台民眾參與,以台北清真寺為據點的穆斯林社群也積極響應。行動組織者Lala表示,以色列自10月7日以來,以討伐恐怖份子的名義對加薩實施報復性轟炸,連醫院、學校、避難所都不放過,使加薩面臨嚴重人道危機,至今已造成超過13,000人死亡,其中三分之一是兒童,針對平民的攻擊已經違反國際法,是嚴重的戰爭罪行。 ​ Lala強調,很多人將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視為雙方衝突的起點,這種說法忽視了以色列過去長年來對巴勒斯坦的封鎖、種族隔離與屠殺。在2008、2012、2014、2021年,以色列軍隊就曾四度襲擊加薩地區,每次襲擊都造成上千人的死亡。此外,由於以色列對加薩的全面封鎖,無法輸入重建所需的建材,加上長期限電、制水、限糧,導致加薩長期處於廢墟狀態,200多萬名加薩人徘徊於疾病與飢餓邊緣,「生在加薩,你只有反抗或緩慢死去兩條路可以選擇」。 ​ 在台巴勒斯坦人卡薩姆(Hazem)表示,目前發生的事情並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間的戰爭,而是一場種族滅絕。在以色列對加薩的轟炸中,已有超過13,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含5,500多名兒童和3,500名婦女。有超過32,000名巴勒斯坦人受傷,160萬人流離失所,3,640人失蹤。根據歐洲人權監察的報告,以色列在加薩投下了相當於三顆廣島原子彈的炸藥,殺死了105名聯合國工作人員、61名記者、205名巴勒斯坦醫務人員、36名民防人員,並摧毀了83座清真寺和教堂、255所學校和22.2萬棟住宅。60多輛救護車遭到襲擊,其中55輛受損並停止使用,而加薩的35家醫院中的26家醫院、72家初級保健診所中的52家,也因為轟炸或燃料短缺而被迫停止運作。 ​ 卡薩姆說,根據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組織與以色列人權組織卜采萊姆(B’Tselem)的說法,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策比過去的南非更嚴重,「我們已經被佔領和壓迫了75年,我的父親、我自己和我的孩子們,都從未在我們的國家看到過自由的一天。」卡薩姆表示,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停火並且交換囚犯,在加薩的所有以色列人都應安全回家,同樣,那些在以色列遭受到43年關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也應該被釋放。如果以色列拒絕「兩國方案」,不願意放棄他們「佔領的自由」,那麼請支持一個「民主的一國方案」,讓所有人都可以在一個擁有平等權利的民主國家中共同生活。聲稱整個巴勒斯坦只屬於猶太人是不正義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數和以色列猶太人相當,也應該有一個安居的地方。 ​ 到場聲援的台籍穆斯林青年鄭平表示,以色列官方擅長將當前爭議包裝成宗教衝突,把穆斯林描述成一群反猶太人的極端份子,再把自己包裝成被霸凌的受害者。但巴勒斯坦有許多基督徒也同樣受到以色列壓迫,甚至連信仰猶太教的猶太人都可能因為幫巴勒斯坦人發聲而受到以色列打壓,無論是穆斯林、基督徒、猶太教徒,還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應該同聲地譴責以色列的暴行,儘管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在面對以色列違反人權的暴力行為時,理念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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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一群革命共產主義者聲明:反對以色列的鎮壓與戰爭,聲援巴勒斯坦人民 Statement by a group of 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in China: Against Israeli repression and war,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  】

【中國的一群革命共產主義者聲明:反對以色列的鎮壓與戰爭,聲援巴勒斯坦人民 Statement by a group of 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in China: Against Israeli repression and war,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alestinian people  】 Drafted by some 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in mainland China. It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later. 2023年以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不斷加劇,以色列不斷在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區與巴勒斯坦人員發生衝突,這些衝突是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權不斷推行極端種族主義政策的結果。這些衝突最終發展為2023年10月7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加沙地區的全面戰爭。以色列在戰爭中採取了針對平民的野蠻與非人道的屠殺措施,目前已造成巴勒斯坦加沙地區一萬多人死亡。我們在此強烈譴責以色列此次對巴勒斯坦人民發動的戰爭,並與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雖然此次戰爭的直接開端是巴勒斯坦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武裝襲擊,但究其根源,先是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扶植猶太復國主義以壓制巴勒斯坦人的反殖民主義運動,其後,是以色列自1948年建國以來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續壓迫。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四處建立殖民據點,驅逐巴勒斯坦土地上原有的阿拉伯居民,屠殺、關押巴勒斯坦抵抗人員(甚至很多都是和平的抵抗者),發動針對巴勒斯坦的戰爭,對巴勒斯坦原住民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等。這些措施導致大量巴勒斯坦原有居民流離失所,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甚至流散到其他國家,以至於在一千三百五十萬巴勒斯坦人中,僅有五百多萬人居住在巴勒斯坦,其餘巴勒斯坦人被迫遷徙或流亡於世界各地。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策製造了像加沙這樣的大型露天牢獄,以色列對加沙的封鎖措施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南非種族主義政權還要殘暴。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隔離政策還加劇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貧困,阻礙巴勒斯坦的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正是在這種殘酷而持久的壓迫,才導致了巴勒斯坦人的武裝反抗。我們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定居者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政權的鬥爭。 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的鬥爭不意味著我們支持哈馬斯。我們反對以色列及西方帝國主義政府借「恐怖主義」來攻擊哈馬斯的行為,但我們認為哈馬斯是一個極右翼蒙昧主義組織,他們在加沙推動眾多腐敗的、反工人階級的和性別壓迫的政策。哈馬斯雖然積極抵抗以色列的入侵,但他們無差別襲擊以色列人的策略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反動政治路線不會促進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業,反而同時是巴勒斯坦人民進步運動的阻礙。我們也不會支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法塔赫),接受奧斯陸協議的法塔赫政權已經淪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中扶植的傀儡政權,他們向以色列伸出「和平」的手臂,向巴勒斯坦人民揮舞鎮壓的鐵拳。 美國、法國、英國、德國等國的帝國主義政府盡力展現自己的偽善,他們在口頭高喊「人道主義」,但實質上卻是以色列殖民統治的堅定支持者。他們把這次戰爭的主要責任推給巴勒斯坦和哈馬斯,縱容以色列對加沙的無限制轟炸,因此他們正是巴勒斯坦人道主義危機的主要製造者之一。他們涉足巴勒斯坦事務,只是為了維持自己在中東的帝國主義霸權利益。他們現在正在為了支援以色列,以「反對反猶主義」為名限制本國的自由民主權利。中國和俄羅斯雖然表面上支援巴勒斯坦,但他們這樣只是不希望中東完全被西方帝國主義所控制,以影響到他們在當地的霸權擴張而已。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已不再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中國政府宣佈承認巴以1967年邊界線的兩國制方案,等於承認以色列殖民巴勒斯坦的合法性。而只要殖民與佔領仍在繼續,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就不會有永久的和平,因此中國政府所提的「巴以和平」無比虛偽,它希望地區局勢穩定,是為了更好地向巴勒斯坦和其他中東國家輸出資本,並同以色列發展資本主義經貿關係。所以,無論依靠哪一方帝國主義勢力,都不可能實現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也不可能實現巴勒斯坦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鬥爭必須擺脫和反對任何依賴帝國主義勢力的幻想,同時,我們支持各國民眾反對以色列和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的運動,這些運動正與捍衛和爭取各國自由民主權利的鬥爭,與反種族主義的鬥爭,與工人反戰運動等匯聚在一起。 包括中國的保守自由主義者在內的很多反動勢力都稱頌以色列為文明與和平的代表,懷抱伊斯蘭恐懼症來指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為「恐怖主義者」,譴責說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即為反猶主義。這是徹底的混淆視聽。猶太復國主義是以犧牲巴勒斯坦本土原住民利益為代價,以建立一個定居殖民者構成的種族主義猶太人國家。中國很多國家主義者雖然表面上聲援巴勒斯坦,但實質上只是在迎合中俄軸心的地緣利益,一些人甚至拾起反猶主義的論調,同情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行為。遭受壓迫不應成為製造壓迫的理由,我們反對所有種族主義,而不是反對某一種族和民族。 巴勒斯坦人民在七十多年裏一直遭受以色列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同時在這七十年裏,我們見慣了各個阿拉伯國家統治階級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背叛:埃及政府與以色列一起構築圍困加沙的高牆,敘利亞、約旦統治者鎮壓巴勒斯坦難民與反抗者,伊朗只關心怎麼扶植哈馬斯以擴張自己在巴勒斯坦的勢力,黎巴嫩對巴勒斯坦難民中左翼組織的鎮壓。單靠巴勒斯坦本地人民尚不足以結束以色列的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統治,巴勒斯坦人民需要來自中東和整個世界的群眾運動的支援。西亞與北非群眾的反抗浪潮在打擊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反動勢力,這將為巴勒斯坦人民的自主反抗打開出路。巴勒斯坦的解放從來都不是巴勒斯坦一國的事情,而是整個中東工人階級與貧民的事業,中東各國人民的反抗與旅居各國的巴勒斯坦難民的反抗常常交織在一起。工人與人民的反抗不意味著在不同的帝國主義和地區大國勢力之間選擇陣營,而在於工人與人民獨立於資產階級的自主鬥爭和自我組織,敘利亞革命中曾出現的各種群眾自組織委員會,阿爾及利亞民眾運動中出現的人民代表會,突尼斯工人的自主工會運動,伊朗的女性主義鬥爭和工人自主罷工,以蘇丹專業人員協會(Sudanes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為代表的工人階級自主組織反抗軍事獨裁統治的鬥爭,都為今後的鬥爭豎立榜樣。這些鬥爭終將摧毀中東各國資產階級勢力的大廈,終結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存在的基礎,並推動包括阿拉伯人、猶太人等在內的巴勒斯坦人民建立多民族平等相處的、民主的、世俗的和社會主義的巴勒斯坦國。為了防止鬥爭果實被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等這樣的反動力量所摘取,我們支持各國工人階級革命黨的建立和發展。 終結錫安主義的以色列國統治! 打倒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 反對各個帝國主義勢力干涉巴勒斯坦! 從河流到海洋,巴勒斯坦將獲得自由! 爭取建立世俗的、民族平等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巴勒斯坦國! 西亞與北非的工人與人民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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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起義 – 國際會議

2023年11月26日,召開「全球化起義」線上國際會議,目的是支持第三次巴勒斯坦起義,支持領導民族解放戰爭的巴勒斯坦人民反對納粹以色列國的鬥爭,他的佔領軍。 亞洲公社和馬克思國際在世界各地的積極分子正在執行這項聯合任務,從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國,經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巴拿馬到斯里蘭卡、香港和中國,途徑歐洲和美國世界各地正在大規模動員,將起義全球化,並對抗以色列和帝國主義軍隊。 世界各地數以千計的活動人士為巴勒斯坦問題進行了鬥爭和動員,對抗資本主義政府。 以進步國際為指導的資產階級和改良主義左翼,採取了聯合國的政策,錯誤地呼籲「和平」和停火。 我們需要促進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活動人士真正要求的:巴勒斯坦民兵的軍事勝利,以色列國的毀滅,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徹底解放,這將為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做出巨大貢獻。他們的民族解放。 全世界人民。 點此加入國際會議! 透過表格給我們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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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闕《精神疾病製造商》被刪去的原作者中文版序言與譯註

簡要說明          關於 Politics of the Mind :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一書,中文版書名《精神疾病製造商:資本社會如何剝奪你的快樂?》,並非譯者主意。第二,原作者 Iain Ferguson 為中文版特地撰寫的序言,被編輯在沒有通知作者和譯者的情況下刪去了。第三,為方便讀者瞭解,譯者對原著裡出現的有關馬克思主義心理學和批判精神醫學的人物、名詞而寫的譯註,亦被編輯刪去了。第四,編輯有改錯譯文的地方。因此,譯者在自己的部落格內一併補上。希望讀者留意。 原作者中文版序言 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我很高興為《Politics of the Mind》的中譯本寫一篇簡短序言。我在2017年寫作此書,基於三個原因。首先,試圖理解在全球範圍內像流行病般出現的精神疾病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的統計,全世界約有3.5億人患有憂鬱症,令它成為世界上人們患有障礙(disability)的主要病症。我們怎樣才能瞭解這個情感痛苦的浩瀚之海?第二,我希望以批判審視的角度,並且若有需要,對過去和現在有關精神損害的一些理論提出挑戰。在本書中,我闡述了精神分析傳統以及1960和1970年代的「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優點與缺點。然而,我批評的主要焦點,集中是精神疾病的生物醫學模式。該模式斷言,精神損害(或「精神疾病」)主要是一種大腦狀況,其根源在於我們的基因或由於我們的生物化學因素,而最有效的醫療應變便是藥物,或以電痙攣療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的身體治療。探討這種「醫療模式」,顯然有助我們瞭解東、西方對精神疾病治療的宰制方式,尤其是它得到了全球製藥工業——「大製藥公司」——的支持。第三,我想探討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尤其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種痛苦情緒的流行成因,並指出可以以集體方式對其作出挑戰。  這書的中心論點是,當前精神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我們的生物化學或基因因素。相反,精神損害主要是由於我們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正如某位作家所說的那樣,「發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事情,令你發瘋」(譯註 1)。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論述的,這些「不幸事情」的發生不是隨機的。它們與貧困、不平等、無力感和工作壓力等密切相關,這些都是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下,從加利福尼亞到北京無數人的日常生活經歷。雖然我們需要更多和更好的精神健康服務,其中包括提供更多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生活的「談話療法」,但我們也需要對造成精神疾病的成因作出挑戰。正如我在最後一章所論證的,我們對於權力的理解,來自對壓迫、剝削和異化的集體反抗,其亦對我們的精神健康有所裨益,不論是為了爭取更合理工資和養老金的廣州工廠工人的鬥爭,還是香港的活躍分子爭取的民主權利,或是全球女性對數十年來女性受到的性騷擾和侵犯作出拒絕的#MeToo運動。 最後,我得承認,關於此書的中譯本,我積欠了一些人情。第一,是我的香港「進步社會工作網絡」的朋友們和同志們,特別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林致良。我生命中其中一個美好時刻是在2010年6月的香港,我的同事拉瓦萊特(Michael Lavalette)與我有幸受到邀請作為講者,出席由林安排的在一個社區中心舉行的講座,主題是「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福利」,該講座約有三十多名年輕的社會工作者和社會照護工作者參加。我不會忘記這些熱情、政治敏銳和具承擔的年輕社工和照護員。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  第二,我非常感謝宋治德願意承擔本書的翻譯工作。我只能猜想,從語言和概念上使書中論點對於中文讀者具意義和可理解的,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克服這個挑戰的客觀條件,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它們對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面對壓力和精神健康問題的客服中心、精神健康中心和社會工作部門等的工作人員的影響,可能與英國和美國的同行(希望藉本書能幫助瞭解這種體驗且提供一些辦法——個人或集體的——來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會有很大的不同。 格拉斯哥 蘇格蘭 2018年12月 譯註 1 :來自J Dillon, L Johnstone and E Longden, “Trauma, Dissociation, Attachment and Neuroscience: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Severe Mental Distress” in E Speed, J Moncrieff and M Rapley (eds), De-medicalizing Misery ii, 2014, p226. Republished From: https://ma-petite-taverne.blogspot.com/2023/10/blog-post.html?fbclid=IwAR12YcTGcMZvcV_k70UFpGjsQw5sF6SigkmCEKb2ryBkNfjHc8DVfFKr_2M&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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