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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猶太人作家、藝術家Morgan Bassichis 2024年3月5日在「巴勒斯坦文學節」發表以下演説，解釋自己作為猶太人，為何反對猶太復國主義： 作為眾多反對猶太復國主義（錫安主義）的猶太人之一，我很榮幸今晚能夠到來這裏，跟全球各地數百萬人一起，與那些在加沙地區中、在世界任何角落的巴勒斯坦人團結共行，為自由（解放）奮鬥。 面對以色列向加薩人民行使的、難以想像的暴力，我們拒絕袖手旁觀。自2007年以來，加薩走廊中的230萬人民一直處於封鎖之中，其中大多數人本身已是大災難的難民。 以色列殺害了數以千計的加蕯兒童、老人、記者、詩人、父母、醫生、教師和家庭。仍有許多人被困在頹垣敗瓦之中、許多人在捱餓、許多人生病卻得不到醫療照護。 我們哀悼每一個生命，哀悼整個世界。 帶着這份悲慟，我們控訴以色列長達75年的種族隔離和佔領。正是種族佔領和隔離造成現時的人道危機。 我們全心全靈全意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我們視之為一個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意識型態。 作為猶太人，我們很清楚自己的安全、尊嚴和靈魂，是有賴團結而非隔離； 有賴各種族共同對抗白人優越主義，而非與白人優越主義者結盟； 有賴我們將恐懼和憤怒化為支持追求公義的運動，而非支持軍事大國。 我們拒絕被用作壓迫巴勒斯坦人的道德擋箭牌。不能假借我的名義！ 我剛從華盛頓特區過來。在那裏，我有幸支持18位正在抗議的年長猶太婦女。她們當中最年長的有81歲。她們用鐵鍊將自己鎖在白宮，要求總統拜登停止這場種族滅絕，並呼籲立即而永久的停火。 這些婦女當中，很多比以色列國還要年長，很多都歷經大屠殺，很多都遭受過麥卡錫主義的鎮壓。她們高聲抗議：「拜登，我們指控你犯下種族滅絕，你無處可逃。」 她們宣讀了以色列過去兩個月的圍城轟炸所殺害的巴勒斯坦人的名字。這次，她們由最年長的人開始宣讀名字。死者當中，有多名93歲的大災難倖存者。 特勤局派員剪斷這些婦女的鎖鏈。這無阻她們與全球各地數百萬人一起，肯定巴勒斯坦人的解放與所有人民的自由密不可分。 雖然美國媒體嘗試將美籍猶太人當中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大幅增長，描述為年輕人當中的邊緣立場，我們清楚這不是事實。 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立場，不是世代分歧，而是世代傳承。 我們的先行者（先輩們）世世代代都反對各種形式的壓迫，包括猶太復國主義。我們為此感到驕傲。 先行者（先輩們）清楚明瞭，猶太復國主義只是一個對歐洲的反猶太主義罪行的虛妄解決方案。現在它被用來剝奪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 先行者（先輩們）將美國國內反對種族主義和父權制度的運動，與反對美國對外戰爭和殖民侵略的運動連繫起來，意識到他們的共同的敵人，正是白人優越主義和帝國。 我們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傳統中最基進的部分，一直都是由婦女、同志和跨性別者保護、拓展和傳承下來。我們對此毫不感到意外。 推動猶太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場更廣闊的社會運動的一部分。我們能走到這一步，有賴先行者（先輩們）曾把他們的勇氣和反抗精神，傾注於黑人解放、原住民主權、解殖、支持愛滋病患者獲得資助和治療、廢除監獄、爭取生殖正義（生育權/墮胎權）、反戰等運動之中。 先行者（先輩們）教懂我們：若非所有人都自由，我們無一自由。…

5 月 5 日，卡尔·亨利·马克思出生于莱茵省 TRIR（德语）。 他是普鲁士裔德国哲学家，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作家，诗人，政治记者，语言学家，人士，历史学家。 最著名的著作是《共产党宣言》（1848年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着）和《资本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1867-1883年）。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对后来的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史产生了巨大影响。 马克思证明，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各个公共阶级利益矛盾引起的阶级斗争的结果。 其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的雇佣工人之间的冲突。 同时，每个时代都是历史性的，在一定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和消失。 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一样，都包含着内部矛盾，这些矛盾将导致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取代新的制度。 以马克思著作为基础出现了以下方向。 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解释） 历史唯物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 增加劳动成本理论关于商品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的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今天，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党和团体都修改或采用了马克思的思想。 此外，卡尔·马克思描述了“我并不声称发现了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或它们之间的斗争” 早在我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已经在他们的经济解剖中描述了这场斗争的历史发展。 我自己的贡献是， 亚洲公社 亚洲社区网 asiacommune.org…

麵包與玫瑰，這個命題在當代社會的通俗論述中，指的常是單身女性的困境：到底要選擇穩固的生活，還是愛情？這樣的命題有兩個明顯的狹隘性：1.它是個人主義式的，一切在於個人的選擇；2.它是一個兩難命題，預設著麵包與玫瑰極可能是相互抵觸的。 　　以下，我們就經由九十年前一場紡織女工的大罷工，看看經由勞工階級的集體行動下，麵包與玫瑰的開闊意義，與它所代表的進步工運傳統。 【勞倫斯：1912】 　　1912年1月11日，美國東北部麻州的勞倫斯（Lawrence）這個地方，先前州政府通過一項法案，把週最高工時降低為54小時、同時不得減薪，這天是新制實施後第一個發薪日，但是在紡織廠工作的波蘭及義大利移民女工發現薪水減少了，騷動開始發生，不久之後，工人們了解這是全市紡織廠主的聯合減薪行為，紛紛停止工作、走出工廠，到了第三天，約有二萬五工人走上街頭，她們提出的訴求是：加薪15﹪、週54工時、廢除獎金制度（應該是回歸固定工資的意思）、加班費加倍給付、禁止秋後算帳等。 　　這原先是一場自發性的野貓罷工。本地所有的紡織廠估計共有三萬至三萬五工人，IWW本地分會會員不過三百，AFL旗下的紡織工會在本地亦只有會員二千五。不過罷工發生後IWW很快調來組織者協助這次抗爭，一開始時是Joseph Ettor與Arturo Giovannitti，運用的策略包括移動的罷工糾察線（避免違法爭議）及小孩的安置：把小孩暫時送至附近大都市如紐約及費城等，由罷工的同情者照顧，減輕罷工家庭的負擔。因為當地資本家勢力運用警方介入，抗爭期間常常充滿暴力衝突，一個AFL旗下的紡織工會幹部看到那些場面後說：「這哪叫罷工，根本是革命！」（This is a revolution, not a strike!）這個AFL的工會幹部想必是保守的土生男性白人，但也可見衝突激烈的一般。後來有一位女工因警察的攻擊死亡，警方反而把罪名怪到IWW頭上，Ettor與Giovannitti被捕，接手的是Elizabeth Gurley Flynn 及Big Bill Haywood。 　　移民勞工的勞動條件往往是最低下的，一位到現場去觀察的作家說，看過那裡的生活條件以後，實在不難了解為何工人要罷工，但剛開始時大家恐怕也都沒想到罷工能維持下去，因為當地工人的經濟狀況非常糟。2月24日，一個事件的轉捩點出現，警察在當地火車站攔截要送到其他地方安置的小孩，還毆打婦女及小孩，這件事成了全國性新聞，連國會都要開聽證會調查。資方接到來自各方的壓力，3月12日，最大的一家紡織廠接受了大部分的訴求；到了4月，其影響是整個新英格蘭地區有二十七萬五千紡織工得到加薪。9月27日，一萬工人上街抗議IWW的組織者被捕，11月25日，Ettor與Giovannitti獲釋。 【麵包與玫瑰，兩者皆要】 　　勞倫斯經驗並非沒有缺點，事件過後，工人參加工會的比例並沒增加，事實上，當時領導工人的本地領袖後來還上了黑名單，無法繼續在當地找到工作，但是，此次罷工仍然是當時美國進步工運的一次重大勝利。還包括這次事件遺留下來的精神傳承與文化意義：罷工期間，女工們在遊行布條上寫著：”We want bread and roses…

文：K 在解讀「家」一字的象形意義時，我們可以追溯到古代人類與家畜同居的情景。「家」字的結構包含了兩個部分：「宀」表示房屋，中間部分類似「豕」，代表猪。而「家庭」一詞的英文根源來自拉丁文中的「famulus」，意思是僕役或奴隸。在家庭被現代社會披上溫馨的面紗之前，無節制的生育、遺棄、強暴、勞動、奴役、掠奪是家庭紮根生存的、充滿血污的土壤。進入這一段歷史前，我們必須放下現代家庭的狹隘定義。這種理解，如同馬克思所說，是社群共同體被資本主義無情地撕碎後，人情關係被東拼西湊，縮小至以法制為保障、私人財產為界限、一夫一妻為承諾、教養孩子為責任的核心家庭。 家庭這一演變是由浪漫主義運動推動而成的。浪漫主義者推崇孩童的潛力和創意力，主張保護童年和普及教育，並渲染愛情和民族主義，為當代家庭理想增添了光環。然而，隨著法國大革命的失敗，浪漫主義的激情被官僚的繁文縟節鎮壓，《拿破崙法典》取締了法國女性和革命家追求婦女主動離婚權、取消妻子與情婦之間、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權利差別的努力，以財產均分和道德家的平等留下了家庭虛偽的面貌。今天，家庭的面貌越發糢糊，人們所掌握的似乎只有房貸、保險單、學費、電器、冷淡的問候、互不理睬的鄰居和某種隱而不見的焦慮。今天，家庭似乎只需一陣風就能把它吹跑。那麼，人們還捉著什麼不放？ 《毀家論》(Abolish the Family) 的作者索菲·劉易斯認為是親人血濃於水和私人照顧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疫情隔離期間鼓勵人們留在家中，互相照顧。這似乎讓現代家庭獲得一線生機，實際上卻令家庭問題暴露得一覽無遺；針對女性和孩童的家庭暴力、貧困的家庭無法維持生計、照顧者、失能人士、長者和精神病患者失去了社區或跨家庭的支援、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面對更大的排斥、無家者和性工作者被驅逐等等——劉易斯認為是時候重新發起一場廢除家庭的運動了。 廢除家庭的思想在西方歷史中可追溯至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的構想，即統治階級的所有成員由國家集體撫養和教育，而不是由個別家庭。由此可見，西方歷史中的廢除家庭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階級性。在這一階級中，依賴奴隸勞動力的男性公民被賦予完整的法律地位、投票權、財產所有權、軍事參與權利以及擔任公職的機會。他們被分為不同的社會群體，包括土地貴族（aristoi）、較貧窮的農民（perioikoi），以及由工匠和商人組成的中產階級。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父權制家庭是伴隨著國家機器、戰爭搶掠和奴役、商貿和私有財產而形成的。家庭除了是母系社會的崩潰、部落政權集中化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社會產物外，也是新社會共同體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它代表了舊社會關係的消亡，階級開始分化時構建的政治想象：一個抽象而普遍的人——一個財產擁有者，一家之主，奴隸的主人，孩子的父親，女人的統治者，以及有資格參與國家政務的人（因此可以稱得上為人）。因此，家庭在這樣的意義上連繫著財產的所有關係和奴役。正如古希臘演說家狄摩西尼所言：「我們有為快樂而設的娼妓，為身體的日常照護而設的婢妾，和為生育合法的子女及管理家庭而設的妻子」。 對應著家庭這一意識形態，廢除家庭的思想便作為一種追求階級平等，甚至消除階級差異的意識形態出現。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以國家代替家庭，透過理性教育來撫養下一代，並規定妻子和孩子應由所有人共同持有，同時限制財產繼承權，旨在消除裙带關係，防止私人財富的累積，讓個人將共同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以促進統治階級之間的團結。古希臘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公民大會婦女》則將廢除家庭的景象描繪成一場鬧劇：一群婦女偽裝成男人進入公民大會奪權，並宣佈在新政下，父母的責任將由社區共同承擔，互相照顧，孩子將不再認識自己的父親，男女之間將有自由交往，妓女因此失業，奴隸將負責耕種和勞作，婦女則負責編織和打理財務等公共服務，私人財富則由公共基金代替，債務和訴訟將消失，法院更變成了公共食堂。然而，這個烏托邦最終以多女爭一男的鬧劇收場，並帶出了一個老生常談的道理：平等主義的願望總敵不過人類自私的本性。 家庭的廢除似乎需要超越人性的力量才得以實現。羅馬帝國末年出生的耶穌基督宣稱自己為上帝的獨生子，否認親生父母，並犧牲自己，以使人類歸於同一父親懷抱。耶穌以天國的靈魂代替了政治共同體的公民，以精神的救贖代替了平等的理想，以抽象的天父代替了溫情的母親。他不僅要廢除家庭，更要廢除充滿罪惡的現世。基督教此一精神和神秘主義面向深深影響了後世的激進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運動。 在17世紀英國內戰期間冒起的政治和宗教運動中，一些女性傳道者開始重新定義道成肉身、神恩和啟示的神學概念，她們主張通過內在與基督靈性的結合，以消除物質和精神、女性和男性的性別差異，成為人與神合一的身體；又強調基督柔弱、母性、純真和貧苦的一面，並以女性的心靈知識挑戰父權的理性。可以說，從這時開始，性別差異和父權家庭體制被理論化為人性與神性分裂的開始。即使在現代強調性別多元化的廢除家庭理論中，也能找到這種尋求人性合一的痕跡。在廢除家庭主義者的世俗版本中，沒有家庭、公社式、性自由的世界就是他們的天國。 殖民時期的美洲是實踐這種天國的最好地方。美國的震教派（Shakers）由安·李·斯坦利（Ann Lee Stanley）於1774年創立，安·李聲稱上帝是無性別的，而她就是三位一體的女性化身。震教派在高峰時期於八個州中有18個社區，他們以村落形式群居，信奉獨身主義，集體撫養孤兒，並建立了共產農場。1848年，約翰·漢弗萊·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於紐約州創立了翁奈達社區（Oneida Community）。諾伊斯聲稱基督已經回到地球上，並且命令他的追隨者通過對上帝的信仰、共同生活和群體婚姻來擺脱罪惡。他認為性交就像進食和飲水一樣沒有理由受到法律的約束。1879年，當地官員試圖以通姦和實行群體婚姻之事逮捕諾伊斯，該社區結束了群體婚姻，並轉變為股份有限公司。這些基督教共產主義運動在殖民和工業化的條件下獲得了實踐的基礎，最終又在資本集中化和市場擴張的情況下崩潰。然而，這不再是平等的精神被自私的利慾打敗的故事了。 財產私有制不止是一種政治和法律概念，更是一種生產方式，一種人的直接勞動和土地結合的方式，或技藝與生產工具的個人所有制；以及一種社會關係，人們生活於其中，透過父權家庭繼承財產以維持所需，並創造文化。自古以來，基督教共產主義和古希臘思想家試圖以人性、道德、哲學、宗教指導人平分剩餘和土地，倡導獨身又或推行群婚，並試圖以超然的公有制和古老的習俗抵制這種私有制和家庭。然而，在工業時代，社會化生產使財產與人勞動之間牢固的關係完全改變；新的無產階級無法歇息，要透過不斷出賣勞動力才得以維生，而資本家的私有制則建立在無止境的資本累積和流動之上。 十九世紀現代化的盲目進程在短短一個世紀內無意識地拆毀了父權家庭的城牆，切斷古老神衹和人類的臍帶。同時期在世界各地爆發的革命中，人們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停變化的現實之中感受、認識、渴求和改變世界，而不再透過祖先的傳統和神的話語學習存在之道，默默等待集體的救贖。十九世紀末的廢除家庭主義者正是帶著這種時代精神和個人希望參與於社會革命之中：提出各式各樣有關社區空間和城市規劃的奇想、在起義之中廢除與家庭壓迫有關的法律、建立互助和實踐基層民主的組織以取締官僚機關、奪取生產和分配資料、發表關於愛和新關係的藝術創作、探討教育的理論和傳播知識等等。廢除家庭運動是一場涉及所有人的運動，這場運動不斷擴大，從社會體制深入至人的心理層面，直至人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為止，而並非如虛偽的自由主義者所劃分的國家與私人空間般，將家庭改革停留於往往無效的法律層面。 廢除家庭運動這種激進的面向在家庭制度源遠流長的中國更為突出。在1902年，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首次提出「去家」和「無所謂家」的主張以建立大同世界：「佛法出家，求脫苦也，不如使其無家可出。私有財產為爭亂之源，無家族則誰復有私產，若乎國家，則又隨家族而消滅者也」。在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進化論的思潮影響下，日本和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在1907年創辦了無政府主義刊物《天義報》和《新世紀》，提出更加激進的毀家廢婚論述，主張毀家以廢除政府、國界和私有財產，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並攻擊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蓄婢納妾、童養媳、買賣婦女等惡習。 中國的廢除家庭主義的核心是社會革命，而非宗教和哲學中的理想國；是對過去數千年的帝國歷史的清算，以及一場掃蕩男女、階級、統治者和平民、國與國之間的一切不平等的國民運動。這一點使中國的廢除家庭主義更為深入於個人的思想和人格改造，批評三綱五常的道德迷信，和聲討封建社會中女性所遭受的屈辱，並且更為激進地參與任何促進民主、民族獨立和經濟平等的政治運動之中。 家庭的形成在中國歷史上並沒有表現為神學中人性的墜落和分裂，而是一張綿密的社會網落，一個輪迴的詛咒，也是國家主義革命失敗的歷史後果。在商朝的共主分封轉向周朝的封建制度的過程之中，嫡子繼承取代了商朝的兄終弟及，並以宗法等級制度集中化政治權力，並穩定地拓展領土，是謂：「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統治者以對親屬的個人信任進行分封，而家則表現為政權的延伸，其所統治範圍或大或小，地位或尊或卑，皆相對而言，而天子始終則居於宗族制度的頂端，為大宗，諸侯相對而言為小宗，而諸侯相對卿大夫而言則為大宗，如此類推。 政治、倫理、親屬關係在這同心圓的制度中環環相扣，重重相疊，君臣之間為忠義亦為同宗；在一個基於自然血緣、人情倫理的政治秩序之中，沒有所謂平等和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只有相對的道義和名份，沒有抽象的共同體身份，只有個人（圍繞著男性）之間的關係。父權家庭在中國並不是表現為獨立的私有財產擁有者的私人領域，而是在廣泛的宗族層級制度和複雜的財產繼承制之中的一個權力立足點，而權力的運用非為奴役他人，而在於從自己的位置維持關係的秩序。 宗族的鎖鏈隨著春秋戰國時期貴族沒落和諸候國家的集權化而瓦解。宗族制度之下大家庭除了建立在嫡子繼承制上外，也是基於對領地的統治權，因此「家」不單包括親屬關係，也覆蓋非直系親屬的家臣、侍從和作為經濟基礎的庶民。小家庭的出現是一種雙向的過程。地方宗族在戰爭和諸侯國林立的過程中覆滅，其對領地的統治權也被削弱。貴族儘管保持一定的獨立性，但由於越發依賴國家的稅收和供養，而變成中央政權的附屬物，而不再是其複製品。與此同時，農民的小家庭脫離依附於豪族的集體農莊，而被納入一更廣闊和集中化的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