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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外送平台「Foodpanda」今（13日） 下午5時許於觀塘榮業街一網上生活百貨平台地舖門口舉辦記者會，並表示將就員工薪金、福利、員工保險、待遇等問題發起罷工行動。 發言人表示該罷工次行動屬自發性，就住foodpanda剝削員工權益、薪金、意外保險，是次行動主要針對「Foodpanda Mart 」，並呼籲外界關注，癱瘓行動將由星期六下午五時許開始；直至星期日完結。 KK：向記者表示今次行動當中涉及七個地區，包括青衣、荃灣、觀塘。而觀塘區參與的人數大約是七地區中最多人參與行動的多達60多人，而全港參與罷工的行動多達200名員工，而透過社交平台TG參與的罷工員工有1500人 。 加入該外送平台三年的發信人鄭生在記者會重新道出他們的訴求，要求外送平台調升職員薪金包括電單車起身點為時薪$50；單車及步兵為$35，並要求外送平台公司在星期一之前回覆有關訴求。 有記者問及為何今次只選擇網購平台而並非餐廳，發言人表示不希望影響餐廳運作，及其行動會導致浪費食物。 記者會後一眾外送平台車手到店舖外抗議高呼口號「停止無理減薪」！ 攝 : Tse Siu Kit，LUKWAIHO__以 下 列 方 法 支 持 營 運:轉 數 快…

View More 【 13/11 外送平台車手步兵罷工 】

向青 至少好几年前，已经有人表示，在重读资本论时发现了前所未知的新意：原来马克思并不是那么彻底反对私有制的，资本论中有一段文字竟然是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还要重建个人所有制呢。不过他们似乎并没有说清楚，这所谓新意到底是什么。最近我看到了辛子陵的意见，他明确地说，马克思那段文字是教我们要团结资产阶级来建设社会主义。如此重大的新意，可非认真研究一下不可了。 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应该是指重建工人对自己的生活资料（包括个人生活上需要使用的各种物品）的所有制，绝对不可能是指重建资本的所有制，即重建资本家对已经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那句话出自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的第7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倒数第2段。该段的全文如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数据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这段话末尾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对前面所说的「否定的否定」的说明，也就是对该节上文所说的「剥夺者被剥夺」（即剥夺资本家的资产）的说明，所以这当然不可能是重新建立资本的所有制，不可能是让资产阶级重新诞生。既然资本主义的「自然过程」要造成终于剥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的事实，废除资本的所有制，怎能同时又重新建立资本的所有制呢？两种恰恰相反的过程，怎能同时实现呢？「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说明了：这种否定也不是重新建立「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即过去那种多数人的、分散的小私有财产制）。但是，马克思接着说明，这种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否定，并不是建立绝对的财产公有制，不是把一切财产都收归公有，而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也就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工人对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所有制（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所占有的生活资料常常是不够的，尤其是没有充分保障的）。上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只能这样理解。凡是头脑正常而又没有歪心恶意的读者，都不难如此理解。 辛子陵却对这段文字提出一种非常奇特的解释。他认为：这段话的末尾一句，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要去「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见《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任何人，只要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一点点认识，不论是赞成它还是反对它的，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剥夺资产阶级的资产，由此建立根本消灭了阶级差别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这种革命取得成功后，反倒要去团结（或者重新创造）资产阶级呢?为什么那种以消灭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为前提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要靠团结资产阶级才能够建立起来呢? 辛子陵那样的解释，是绝对讲不通，完全违反逻辑的。他对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看法，明显不过地与马克思恰恰相反。他的立场是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他在极力歪曲历史的事实和文献（他的书可算是集修正主义和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之大成）以做出最坚决的拥护资本主义的结论之后，还企图曲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话来假冒马克思的权威，骗取人们接受他的立场。这根本不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而是最无所忌惮、最无耻的江湖骗术。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们的主要著作是不断地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次再版和每一种新的译本，都作一些修订，不但使内容更加精深和完整，连文字上也尽量修订到让读者更容易正确了解。尽管如此，他们的著作中有些文句的含义还是不容易准确把握的。但是资本论中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句，并不属于此类，它最低限度是很难让读者误解到恰恰相反的方面去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判断：辛子陵是故意曲解。 关于译文方面，我认为上面所引用的那个中文本未必是完全妥善的。我觉得，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段文字中，如果把「私有制」改为「私有财产」，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改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可能更恰当，更明白。我手边有两种英文本。一种是1886年经恩格斯审定的最早的英译本，另一种是1976年企鹅出版的新译本。在企鹅版里，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文字的末尾，是说establish individual property而不是 re-establish individual property （是「建立个人所有制」，而不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过这点并不重要。在1886年版里，末尾的一整句是：This does not re-establish private property for the producer,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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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青 1989年开始的变态工人国家的迅速崩溃，标识着那个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后堕落为基调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新的较健全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即将开始。现在的世界正处于从第一个革命长波转向第二个革命长波的过渡时期，群众运动比较低落。但这这个比较沉静的过渡时期一定是很短暂的。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尽管它战胜了工人国家的官僚政权而暂时洋洋得意）根本不是人类的出路，它正在急速加深全世界群众的困苦，而第二次大战后没有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曾经遭受可比拟于三十年代在德国和西班牙那样的溃败，所以群众斗争不久必将有重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先锋份子（首先是托派）的努力参与之下，群众大有机会在短期或中期（5-10年）之内重新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因而宣告新的革命高潮正式开始。反过来，如果再过20年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新的胜利或显着的高潮，恐怕人类文明已经面临毁灭了，如果不是已经毁灭的话。所以，今天的世界形势，在本质上和二战前夕是一样的：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性危机。托派，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先锋分子里面最有传统的一翼，自然要具体分析今天形势的一切新的方面，要根据新的形势灵活运用策略，但同样也要坚持传统的基本立场，发挥我们固有的优点。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历史任务。我们应该知道，从现在起，才是托派真正有效地影响历史进程的时代。 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长波（1917-89）其中最重大的事件， 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不久后的堕落，这而个因素（尤其是后者）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实际影响大大超过托派原先所估计的程度。这就是托派至今未能实际影响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这同时表面上（仅仅表面上）证明托派过去对世界革命前景的乐观预测不正确。但托派的长处恰恰在于他们真正了解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堕落的意义，而且根据这种了解提出正确的革命纲领。托派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根据最近几十年的经验来补充和刷新当初主要由托洛茨基本人所做出的理论和纲领（包括改正一些误解），而不是作任何基本的改变（基本的改变必然是脱离革命立场）。 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 如果看不出或者不了解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阶级性质已经改变，我们就不能正确了解世界形势最近最重大的改变是在哪方面。这种错误在理论上的根源， 在于欠缺正确的「工人国家」概念。 工人国家，尤其是堕落和变态的工人国家，是托派理论中最有特色的头等重要的一个概念。但在自己承认为托派的人士中，对它的了解和解释一直有不小的分歧，并且以此为基础产生出重大的政治分歧和组织对抗。今天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并未过时。它仍旧是了解目前世界形势和革命出路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在托派队伍中，今天仍旧需要，或不如说更加迫切需要，澄清种种误解。 工人国家是个政治概念，作为一个含意最广泛、最宽松的名词，它所指的是为工人阶级（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或任何剥削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的国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国家具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程度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不仅允许而且积极地鼓励和帮助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它从头起就使国家的压迫作用逐渐消失。这时所存在的是正常（健全）的工人国家。但在变态的情况下，政治权力实际上操在官僚的手中，不过这个官僚统治层基本上保卫着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即保卫着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的制度（有时这种制度原本就是在官僚指挥下建立起来的），尽管在客观上又不断败坏着它。这时的工人国家是个变态的工人国家。在变态的工人国家里，官僚的阶级性质是两重性的。从官僚仍旧保卫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制度这方面看来，它是为工人阶级服务，所以是工人阶级的官僚。从它剥夺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力，阻挡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方面看来，它又是反工人阶级，客观上为世界资产阶级服务的。 根据上述的工人国家概念，我们应该了解，只要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层已经确定地采取了恢复资本主义的路线，它就不再是为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服务，不能算是工人阶级的官僚了。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也根本改变，成为资产阶级国家了。至于这时原有的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制度的废弃尚未完成，本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尚未成熟，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尚未正常，等等，统统不能改变整个国家机器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性这个事实。 至于怎样判断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政权已经确定地采取资本主义复辟路线，我们认为，可以说，全面的市场经济路线就是复辟路线。因为全面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基本上靠市场、靠各个企业单位的盈利大小来实现调节的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尽管会多多少少有些「计划」。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是反科学的杜撰而已。按照这个准则，中国（最迟在1988年）和苏联（最迟1990）都已经转变为资产阶国家了。 想准确定地找出每一个国家的质变点，需要很具体地研究有关的实际情况，这方面自然大有争论的余地。但到了现在，毫无疑问，中国、苏联和所有东欧的原工人国家都早已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了。至于那种一方面认为中国等国的政权已经确定地采取了复辟主义的路线，又说这些国家仍旧是工人国家，那是理论上自相矛盾的说法。 在工人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复辟过程中，通常都是国家权力的转移在先，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滞后。前者通常有明显的跳跃性的转变，后者显出较大的连续性。但在中国和苏联的例子中，因为是由原先的官僚统治层自己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改变阶级立场）的，所以连国家权力的质变点也不易准确地断定。但这仍是可以做到的。 托洛茨基早已很清楚地指出过工人国家官僚统治层的两重性。有人以为官僚永远不得不保卫国有财产作为其生存基础，结果不但不能及时看出官僚自己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向，连国家性质已经完成转变的事实都迟迟未能认识。反过来，那些误以为官僚从来都是世界资产阶级的盟友的见解，等于说过去长期的冷战根本是骗人的把戏，而且抹煞了冷战结束前后整个国际形势的重大分别。 有人根据中国仍旧保持着很大部份的国有财产这个事实，就认为中共政权仍是工人国家里的官僚政权。他们忽视了一种事实：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比较落后的，也可以有大到一半以上的工商企业属于国有，例如过去埃及和缅甸的例子。只有工商企业以及土地的全部国有制，才和资产阶级国家不相容。现在中国不但已经允许不少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合法存在，而且仍属国有的企业也正在全面转向所谓市场导向的经营方式，所有权也在全面地股份化，所以连国有企业本身也资本主义化了。 现在苏联和中国的官僚统治者对资本家仍有诸多干扰和侵犯，未能保证私人资本最自由、最顺利的发展，但这点也不能否定苏联等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不得不依赖一个恶仆来为它服务，是很平常的现象。只要官僚统治集团不再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同时允许私人资本重新滋生，它就不再是工人国家的官僚，而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了。 在现实的情况下，中国所需要的就不仅是政治革命，以及经济体制的局部修正，而是需要根本改变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重建本质上不属于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只让市场起局部的调节作用，同时停止国有企业股份化的取向，重新严限私人资本的活动范围，更要建立工人群众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宰制权——总而言之，还需要社会革命，至少是补充性的社会革命（由于过去革命的社会经济成果还没有完全废除，所以只是补充性的，而不是从头再来一次的）。 工人国家是否已经变质的问题不仅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有重大的实际政治意义。一般来说，这直接关系到保卫工人国家的政治立场。这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两个政权开战的态度。我们认为中国大陆的政权已变质为资产阶级政权，其阶级本质同台湾的政权一样。在现实政治条件下，我们明确地反对它用武力去统一台湾，而支持台湾的武力自卫。如果认为中国大陆仍是变态的工人国家，上述立场就根本错误了。此外，如肯定中共已变质，在辩护社会主义路线的宣传中就方便得多，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拒绝为该国采取复辟路线以来的任何坏现象负连带责任，又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出路。反之，倘若继续承认中国大陆是工人国家，这种理论只能令群众觉得托派好像说着外星人的语言。 复辟的辩证意义 有些托派对苏联和东欧的演变（以及以此为关键的整个世界形势）的评估，一直是偏于悲观。它认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力量不断被削弱，短期和中期内不但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连工人群众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纲领都不可能。 这种错误见解的社会根源显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压力，而理论根源则是对苏联官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了解不足，也就是对这方面的托派传统理论把握得不紧。 五十多年前托洛茨基已经清楚指出：苏联官僚已经确定地背叛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它对社会主义方向早已不提出什么主观的保证了；它出于本性的历史倾向，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当时它还没有去推翻国有财产制度，只因为害怕工人阶级。但是苏联官僚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只是寄生在工人阶级身上的一个特权等级，一个毒瘤。它不能创造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它的统治期不能像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那样延续成为整个历史时代。不久，它若不被工人革命推翻，就一定向资本主义投降。现在苏联官僚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预见。如果官僚一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或者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同盟者，现在官僚之投向资产阶级，自然表示工人阶级的力量削弱了。但是官僚之背叛工人阶级，并不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那背叛早在六十多年前已经实现了。而现在官僚所发动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是兵强马壮、气势如虹的对工人的进政，而是官僚本身陷于穷途末路而转向过去的竞争对手（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求救的卑怯行为。工人阶级虽然遭受到新的进攻，却并没有被征服，甚至还没有打过一场大败仗，并没有进一步丧失实力，反而比过去多了一点政治自由和独立的组织——虽然只是一点，毕竟是多了，而不是少了。至于群众物质生活的恶化，这在深刻社会危机的时刻，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尤其不一定是消极的因素，大有可能成为促进革命发展的积极因素。在苏联和东欧，崩溃、瓦解的是原先的官僚统治机构，并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权力机构。统治机构的瓦解，对于被统治者是有利因素，而非不利因素。工人阶级方面只是觉悟和实力的发展还太慢，太不够，而不是进一步削弱。 苏联和所有现存的或原先的工人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在客观形势压迫下探索出路。由于太长期的官僚极权统治，工人思想的迷惘程度超过革命者过去的预料，今天他们必须像小孩一样从头学步。但传统托派思想最懂得历史发展会在长期停滞后发生飞跃，托派全部理论和政纲的本质就是揭示飞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且促成它们的实现。断言革命胜利甚至连革命纲领被群众接受都在短期和中期内不可能，这根本违背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在客权现实中也没有根据。 古巴 过去有些托派一直反对在古巴提出政治革命的口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既然古巴共产党长期坚持一党专政的原则，压制工人群众独立组织以及其它正常的政治自由，在古共党内也没有正常的派别自由，同时古共长期间犯过许多重大的政治错误，既然这样，工人阶级就不应该放弃政治革命的权利，不应该把废除一党专政这个重大任务推给那个坚决反对它的古巴共产党。我们认为：七十多年的所有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病态，应该足够让我们定出一个原则立场，凡是从原则上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据此以剥夺劳动人民的政治自由的国家，都应该提出政治革命的口号。我们认为1923-33年期间托派仍寄望于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的改良，不提政治革命口号，只是一个特例，不能成为典范。况且，后来没有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有布尔什维克党那么优良的革命传统，包括国际主义的传统。所以用当初对待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对待其它共产党，是不恰当的。附带声明，提出政治革命的口号，不等于绝对否定以后有可能过经和平改良而全面消除那个工人国家的一切变态，只表示我们不再把全面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和平改良上面而已。这情况好比我们认为原则上必须用暴力革命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不表示绝无可能有个别的例外情形。 官僚社会主义 过去托派并没有一个专门名词用来称呼在官僚极权统治下的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套社会制度，或者专门用来称呼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工人国家」只能指政治（国家）机构，不能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统治的官僚层自己使用着一个名词，就是社会主义。但在我们看来这显然是骗人的。近年相当流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名词。这也并不能解决问题。不但「现实存在的」并非一个明确的定性的形容词，而且自从1989年以来，许多曾经是「现实存在的」已经变成仅是过去存在的了。至于「指令经济」，不但只限于经济方面，而且光指出了单一方面而且纯属贬义的特性（指令）。所以，一方面，为了仔细检讨几十年的工人国家的经验，很需要有一个名词用来指这个介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整套充满矛盾的制度；另方面又简直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恰当的名词（「过渡社会」或「过渡制度」也显然不恰当，这点托洛茨基详细谈过）。比较起来，我们觉得，「官僚社会主义」这名词的好处多一点。它最容易解释清楚，容易让人看出它与官僚自己所用名称的区别，因而也最方便用在反对官僚立场的言辞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在香港和其它的华人面前使用这名词五年以上，没有发现什么不良的效果。最近我们发现有些国际文件中也开始使用它。因此这文章的题目里也使用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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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青、林致良 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的重大特點之一，是它不僅結合著政治和社會等方面的深刻危機，而且結合著前所未有的自然環境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症肆虐的重大危機。至今，不但全球經濟大衰退尚未結束，而且大規模的群眾反政府行動，甚至是革命行動，正在許多國家之間蔓延，同時亦出現極右民粹崛起的現象。群眾的意識日益對一切傳統的政黨和政治思想疏離。這對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宣傳和鼓動工作來說，是明顯有利又挑戰重重的新形勢。 目前的危機比過去任何一次都更鮮明顯示出整體資本主義制度的老朽和過時。儘管現在生產技術的進步一日千里，勝過過去任何時代，但是所迅速生產出來的巨大驚人的財富和種種奇妙的便利設備，却主要只供1%以下的人享受，並沒有真正普遍造福人民，沒有提高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素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各國曾有過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繁榮時期（後來被稱為黃金時代）。那時工人階級爭取到顯著的改良，普遍獲得了提高實際工資、縮短標準工時、改善工作環境、享有法定假期和各種社會保障等利益。但是到了1960年代末，西方已經形成了極大的資本過度積累和產能過剩，開始進入經濟停滯、衰退或只能緩慢增長的時期了。工人階級受到資本家及其政府的猛烈攻擊，過去所得到的改良成果一步步被削減，工會的力量也大大衰落。此後就不論在經濟衰退還是景氣的時候，一般工人都工作越來越辛苦，職位越來越不穩固，工資收入的總額所佔國民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小了。由於政府盡力採取種種政策（例如極力促進信貸消費，加強軍火生產和某些服務性行業，全球化，發展虛擬經濟等）來阻止或挽救經濟下滑（比1930年代聰明多了），加上蘇聯、東歐以及中國的共產黨政府在1980年代裡自動向資本主義投降，給資產階級擴大了世界市場，所以一場足以和1929年相比的全球經濟大危機延遲到2008年才終於爆發。號稱奇蹟的東亞地區的經濟並未能逃避這危機的重大影響，更不能為這危機指點出路。因為這地區的經濟並沒有走上什麼新的發展道路，只不過被納入現有的跨國大資本所操控的國際生產鏈，尤其是承擔了較多的較低級的生產任務而已。在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之下，挽救經濟危機的任何辦法都一定是加強壓榨工人的。有越多的生產任務在跨國資本安排之下從西方先進國家搬到東亞地區，結果全球工人所得的工資總數就越少，工人的生活就越痛苦。這情況雖然有助於提高資本的平均利潤率，也就是有助於眼前這次危機的復蘇，但是反過來也要讓新的、終歸是更嚴重的資本過度積累的危機更早出現。由此可見，無論說資本主義制度符合人類本性，或者說它的歷史進步作用（發展社會生產力同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至今尚未完成，都是根本錯誤的。上世紀那次大蕭條，實際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才結束的。當前這次大衰退未必會引發世界大戰，但也免不了還要延續很長的時間。因為作為它的根源的資本主義深刻的內在矛盾，一點也不比上世紀的大蕭條輕微。若想要它迅速結束，並且轉入一個相當穩定的繁榮期，必須在近期內出現劃時代的生產技術大創新，提供一個改造全球的生產設備的巨大再投資的機會，才有可能。但即使這個願望實現了，也決不表示更多、更可怕的經濟危機就不會再來了。況且，今天的全球自然環境，倘再一次遭受資本主義大繁榮所必然帶來的大破壞，要變成什麼樣子呢？那時人類的生活，恐怕就是給自己打造人間地獄了！ 關於資本主義的歷史前途，早在19世紀的中葉，已經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並且不久成為工人運動中最重要的指導思想。1917年俄國工農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政府，強有力地証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同時讓各國革命者看到工農革命迅速向全世界擴展的光明前途，所以大家都渴望來向蘇俄學習。不幸，隨後歐洲幾個國家的革命都因為沒有勝任的政黨來擔任領導而未能成功，於是革命浪潮暫時低落。同時在蘇俄（後來擴大為蘇聯）國內，也讓革命後新生的官僚分子（以斯大林為最高領袖）在共產黨和蘇維埃裡都佔了上風。於是俄共黨和蘇維埃都一步步喪失掉原先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社會主義特色，變成了類似資產階級的政黨和政府、議會那樣的居高臨下對人民施行統治和欺騙的機構。共產國際也從世界革命的總參謀部變成蘇聯官僚對外政策的工具了。這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點可以認定在1923年。此後，蘇聯官僚和共產國際就冒用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成功經驗的名義去對各國的工農運動，尤其是革命運動，加以誤導，甚至乾脆出賣，或者直接施行暴力鎮壓，成為甚至比資產階級的政府或政黨還更可怕的反革命勢力。同時蘇聯及其他共產黨國家國內的真實情況，也因官僚統治者的種種倒行逆施而越來越變成對世人最有說服力的反共宣傳畫。這股當初以蘇聯為中心而遍佈世界各國的反革命勢力，加上在共產國際和蘇聯解體後的所有繼承者，總稱號就是斯大林主義。斯大林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把馬克思主義曲解和醜化得最可怕的思想，而且是在好幾十年裡掌握着一個以上的國家權力的巨大物質力量。它在破壞工人革命的行動中，還時常得到本來與它正面敵對的資產階級政府有意無意的支持，更不用說各國社會民主黨有意無意的配合了，所以它盤踞在世界工人運動的一個領導位置上好幾十年都能抵擋住最優秀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如托洛茨基等人）的挑戰。現在，斯大林主義這個巨大的障礙物終於基本上消失了，自然有利於馬克思主義重新發揮對世界革命運動的領導作用。 早在1938年第四國際成立的時候，它所通過的《過渡綱領》已經指出；資本主義已經不容許再有重大改良了，而新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關鍵在於建立新的、勝任的工人階級的革命黨；沒有一個勝任的革命黨，就不可能讓革命群眾取得勝利。這個建黨的歷史任務至今尚未成功。不過，到了今天，這個任務真正是刻不容緩，而且條件更為成熟了。社會主義者看到，一方面革命的客觀條件的完全成熟而另一方面革命的主觀條件（有了真正的革命黨）的不成熟，兩者的矛盾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顯得那麼突出。因此，社會主義者應該堅持《過渡綱領》的中心思想，按它所指示的宣傳、鼓動和組織的方針奮鬥。 雖然《過渡綱領》已是八十多年前的文件，但它的中心思想在今天仍然完全正確，甚至比八十多年前更為切合實際。社會主義者應該看到，今天比過去任何時期更需要傳播革命思想，而且，事實上，願意聽取而更願意接受它的青年今天比過去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了。《過渡綱領》當然需要補充婦女和生態等方面的內容以充實它，可是，《過渡綱領》內大多數具體的要求（細節和表述上自然可能要有些變動）都是很適合今天的需要的。 單看個別的訴求，確實不容易判斷它是否屬於過渡性要求（即過渡綱領的一部分），而整個過渡綱領必須顯示出建立勞動人民政府的目標。不過，在只提單一訴求的場合，社會主義者也有辦法使其發揮過渡性要求的作用。那就是：強調不要期待某個個別的訴求一定能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實現，說明只有勞動人民奪取到政權才可以保證其終於實現。 工運的低迷，是全世界普遍的現象。連曾經有過強大工運，甚至目前工會或勞工政黨的組織規模仍然相當龐大的先進國家，在大約近四十年來，工運的實力都大為低落了。其中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是兩方面。第一，二十世紀末期，現實的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所謂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慘遭巨大明顯的失敗（主要是那些所謂領袖們實行了無恥徹底的叛賣）；第二，與此同時，世界資產階級卻積聚得到空前龐大的財富和階級鬥爭的政治經驗。前一因素使工人群眾幾乎完全喪失了鬥爭的自信心和政治的方向感；而後者把一切限於社會改良範圍內的鬥爭取得勝利的機會壓縮到幾乎等於零。如果社會主義者能夠這樣正確認識到現在工運低沉的主要原因，自然就會看清楚：工運能否真正復興，而且走上最後成功之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真正由勞動人民掌握的政權，一步步進行全方位的徹底造，最後實現沒有階級的平等新社會），關鍵在於能否促成群眾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革命的真義，並且重建為此奮鬥的決心和取勝的自信心。必須強調：工人決不是客觀上的弱勢群體，工人只要獲得階級自覺，認識到真正的出路何在，就會把本身所向無敵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不僅能解放自己，而且能解放全人類。反過來，只有認識到自己真正的出路何在，工人才能夠表現出最強者的本來形象，才能夠在任何層面的工運中都取得真實的成果。 在當前這個晚期資本主義時代，要想一般地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已經不能只靠經濟鬥爭（即工人集體對雇主的鬥爭），而必須進行社會革命（首先要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對於那些為固定雇主打工的人來說，如果他們能夠組織起來，向雇主堅決鬥爭，還有時可能爭取到少許暫時的改良。至於那些freelancers， 由於他們根本沒有固定的雇主，所以無法用同樣的方法爭取工作條件（即雇用條件）的改善，連建立類似工會的自己的組織都格外困難。 到了今天，如上所說，工會運動只要還得不到社會主義革命政治的指導，它的總趨勢只能是走下坡。至於所謂工會運動獲得正確的政治指導，不一定是獲得一個成熟的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也有可能只是得到一個小小但正確的政治核心來領導。總而言之，重要的是要有正確的政治方向，要從頭起就在工會裡積極進行政治教育工作。 工人運動與其他社會運動互相結合，是應該也重要的。但這方面的重要性，與正確政治領導的重要性簡直不能比。可以說：只要工運有了正確政治路線來領導，它自然會積極爭取其他社會運動互相合作；但如果工運和其他社運大家都沒有得到正確政治領導，都只是改良主義的運動（如果更壞就不用說了），光靠彼此密切合作，也很難從中產生出革命路線來。如果連直接爭取本身眼前利益的運動（工運）都不能吸引工人熱心參加，你怎能希望工人去熱心參加其他群體的社會運動呢？ 因此，社會主義者今天最重要的工作，是利用一切機會去宣傳社會主義革命，讓人們了解它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可能性。雖然開始只有很少數人能夠明白和接受這種道理，但人數以後會逐步增加。不要以為，只有到了一般低層面的工會運動有了相當巨大的發展之後，才可能（或適宜）進入政治層面的工運。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不但從理論上看是錯的，而且與歷史經驗不符。大多數國家曾經有過的工會運動的盛大發展，都是因為得到明確的政治推動的結果。其實，在至今還沒有出現壯大的工會運動的地區，將來完全有可能是（甚至多半會）工人革命黨和工人代表會（蘇維埃）的發展跑在工會的前頭。 2021年10月9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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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會今早發表解散聲明，指就校方獨立註冊要求徵詢法律意見後，認為學生會「不需要」獨立註冊，並面對「難以自處的兩難」，因此召開學生會聯席會議，接納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及解散中大學生會之議案。 聲明並未交代學生會屬會與其他中央組織、書院學生會於中大學生會解散後地位與去向。 聲明內容如下： 半世紀以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與全體師生風雨同行，共同成長。作為校園內唯一獲全體同學民意授權之代表機構，學生會於一九七一年由新亞、祟基、聯合三所書院之學生代表共同創立。多年來，學生會堅持民主自治、員生共治與書院聯邦之精神，為同學、為大眾謀福祉。 一直以來，作為中文大學一員，我們與校方關係雖時有張馳，仍有溝通之道。即使在風雨飄搖的日子，校方依然承認學生會在校內合法地位。然而，自今年二月以來，校方宣佈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並要求我們向政府獨立註冊，自行承擔法律責任。對此，學生會曾徵詢專業法律意見，大律師建議學生會「不需要」獨立註冊。若順應法律意見，學生會五十年之歷史恐終於此朝；否之，我們則難以自處的兩難。 有鑑於此，為同學最大利益著想，我們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日召開學生會聯席會議，接納學生會代表會全體代表請辭及解散中大學生會之議案。自此，歷五十一屆，堅持由民主程序產生的中大學生會，成為歷史。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感謝中大同學及社會各界多年來與我們同行。中大學生會雖已解散，但中大人仍在。 諸君珍重，有緣再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 #中大學生報#校園新聞#中大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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